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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9T04:24:06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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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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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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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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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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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沈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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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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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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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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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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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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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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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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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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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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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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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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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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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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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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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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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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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夫妇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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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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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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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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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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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玄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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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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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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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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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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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3.jpg]]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4.jpg]]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5.jpg]]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6.jpg]]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7.jpg]]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8.jpg]]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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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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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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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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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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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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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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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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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沈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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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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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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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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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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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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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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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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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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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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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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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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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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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张发奎夫妇墓碑
 
 
 
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今天的玄妙观
 
 
 
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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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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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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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2.jpg]]　　
 
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jpg]]　　
 
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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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沈家花园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4.jpg]]
 
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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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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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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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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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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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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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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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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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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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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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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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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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张发奎夫妇墓碑
 
 
 
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今天的玄妙观
 
 
 
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5.jpg

2025-07-09T03:22:51Z

杨小村：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4.jpg

2025-07-09T03:22:30Z

杨小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9T03:15:47Z

杨小村：

{{4}}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2.jpg]]　　
 
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jpg]]　　
 
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4.jpg]]
 
奉贤区沈家花园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5.jpg]]
 
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6.jpg]]
 
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7.jpg]]
 
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84930dhhh3rhh0ddtm8gd.jpg
 
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85158b5jz5jw3j2ty3c2n.jpg
 
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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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85551s6u1jr31v0vr4jka.jpg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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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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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91734fdffe7gdee1f4bee.jpg
 
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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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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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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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张发奎夫妇墓碑
 
 
 
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今天的玄妙观
 
 
 
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6.jpg

2025-07-09T03:13:17Z

杨小村：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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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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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9T03:08:29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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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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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82526bittzxi3g3jee5g9.jpg　　
 
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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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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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沈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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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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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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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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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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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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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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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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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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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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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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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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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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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张发奎夫妇墓碑
 
 
 
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今天的玄妙观
 
 
 
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9T03:00:32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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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user: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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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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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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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家洋房内景
 
　　 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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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沈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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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天主教堂
 
　　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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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奉贤党史研究室交流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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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4日张发奎与战地服务队成员合影
 
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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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山党史研究室交流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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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侍王府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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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酒巷坊真神堂内景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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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门口
 
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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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办办公室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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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城东富水河渡口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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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革命纪念馆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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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回岭车站
 
 
　　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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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回岭车站走出来的开国将帅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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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c.tywiki.com/data/attachment/album/202507/09/092703lmwamtatz9ahatq2.jpg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与韶关党史研究室交流
 
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韶关市政府院内的古榕树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瞻仰全赓靖烈士像
 
 
 
张发奎夫妇墓碑
 
 
 
冒雨祭上心香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走访惠州金带街
 
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40年后兄弟俩在金带街
 
 
 
1985年部分特支成员在惠州玄妙观
 
 
 
今天的玄妙观
 
 
 
今天的荔晴园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瞻仰李一之烈士墓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
 
 
 
柳州蟠龙山与窑埠街
 
　　 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窑埠街小学大门的雕像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和少先队员讲当年的故事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在胡志明旧居前留影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
 
 
 
基长镇拉干村著名的七眼井
 
　　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可能是二十三总队当年的指挥部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深河桥抗战遗址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当年四战区前指遗址——六寨汽车站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在遗址前与当地党史部门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8T22:25:39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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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用户: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thumb|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center|1000px]]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
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
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8T22:21:39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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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用户: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后代合影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
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
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文件:寻访父辈抗战足迹1.jpg

2025-07-08T22:18:30Z

杨小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8T12:42:43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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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用户:杨小村|杨小村]] 　　
 　　
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
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
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2025-07-08T12:41:51Z

杨小村：创建页面，内容为“{{4}} 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用户:杨小村|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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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父辈抗战足迹的采风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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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这场抵御外侮、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全民族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完胜，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本人父母都是八年抗战的亲历者，而且是公开在国民党张发奎长官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以及广州行营）从事类似于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共产党人。 　　
战地服务队和队中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从1937年9月起在张发奎部坚持工作了十年，这恰好是以父母于1947年8月奉命从国民党广州行营撤退到香港，任职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时长来计算的。 　　
战地服务队初创时有34人，中共特支初建时有10人，特支在战队内部发展了11名共产党员，（因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老蒋、陈诚有一个互不在对方阵营发展组织的口头约定）加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调配1名共产党人，特支人数最多时为22人。战地服务队的主要成员跟随张发奎长官部经历了淞沪会战，大武　　　　　　汉保卫战和桂柳会战，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十年中，有4名特支成员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红色教授、第一任战队队长、累死在浦东前线的钱亦石（1938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东征和彭湃农运，在桂林从事进步教育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两河的王河天（1942年）；在桂柳会战中为转移同事和难民意外身亡的画家沈振黄（1944年）；《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与内蒙土匪激战英勇牺牲的麦新（1947年）。 　　
无论是战队还是中共特支成员，十年中没有一个人暴露，更没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在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下，中共特支成员全部安全撤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 　　
战地服务队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是谁指派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热血青年参加这支服务队？它为何能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长官部蛰伏长达十年之久？ 　　
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是如何建立的？它归属哪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它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战地服务队的坚强堡垒和领导核心的？ 　　
战队和中共特支在八年抗战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哪些任务？如何评价战队和特支的工作和贡献？如何评价特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两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本人和弟杨小杨从今年3月起至6月中旬，开始沿着父辈足迹，走访了七个省区市的十多个县市，与当地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进行交流和采风。 　　
浙江嘉兴市（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成立地）、上海奉贤区（1937年10月12日中共特支成立地），浙江江山市（战队从淞沪会战中撤退休整地），浙江金华市（战队临时调配给浙江省长黄绍竑领导，开展战地宣传地），湖北武汉市（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成员地），湖北阳新县（战队发动民众协助第八集团军架设大型浮桥地）、江西马回岭（战队随张部在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动员地），广东韶关市（特支暂归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领导并接见特支成员地），广东惠州市（战队组成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奔赴惠、东、宝前线开展工作地）、广东东莞市（瞻仰李一之烈士墓），广西柳州市（特支成员随张部到柳州工作了5年整）、贵州独山县（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学习军事地）、广西桂林市（杨应彬奉命到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地）、广西南丹县六寨（特支成员随张部撤退到六寨被美军机误炸损失惨重地）。 　　
然后还到北京，参加了6月10日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召开的纪念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75周年的纪念活动。召集了在京部分特支成员（孙慎、吕璧如、何家槐、张敬人、沈丹风、吉联抗）后代座谈会，进一步收集资料图片。 　　
 　　
 　　
此行采风中，有不少花絮及新发现，现记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1. 在嘉兴找到当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长官部旧址高家洋房，这也是战地服务队在嘉兴的集合地。1937年9月25日，战队大部分成员从上海乘两部卡车沿沪杭公路抵达嘉兴，战队正式成立。而父亲杨应彬在9月中旬就跟随柳乃夫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已到了太湖南岸的宜兴，10月初接到组织来信，于是独自返回嘉兴，参加了战队，刚满16岁的杨应彬成为战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2. 在奉贤的收获不小。张发奎的住地——沈家花园依然矗立着，还有他的指挥部——离沈家花园不远处的一座天主教堂，而战队的住地却已被拆除，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叶大厦成为奉贤的建筑地标。奉贤党史研究室误把战队与张发奎合影的地点当成奉贤了，经我们拿出有“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朱参谋长冯总参议暨战地服务队职员驻江山摄影廿七.一.四”字样的老照片给他们看，才帮助他们澄清了事实。 　　
事后，我还通过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了解到，奉贤有一位九旬老人王昌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奉贤抗战史，于2021年出版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一书，为本人写作战队在奉贤的战斗历史，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前些天收到奉贤区委统战部的一封信函，表示遵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的工程的意见”，计划并推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奉贤”主题展厅，我们感到欣慰并全力支持这项工作。6月25日上午，在金泽大厦的办公室内，本人接受了奉贤统战部的采访。 　　
3. 在江山，尽管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很热情也很努力，但张发奎与战队合影的遗址，因城市扩建，再也找不到了。合影背景的那座建筑物是一栋颇有规模的西式建筑。张发奎1935年底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到重庆见老蒋，老蒋让他
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张不愿“剿共”拒绝上任，陈诚劝张先受命再说，张只好到江山接受了任命。这座西式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张在江山时的总部驻地。 　　
4. 在金华，除了再次参观“侍王府”（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中心。1995年初秋，我和夫人许朝平曾陪同父母重游故地，到过金华），寻访战地服务队与自费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开茶话会的地方，那是父母的第一次邂逅。 　　
在金华酒巷坊找到了真神堂，战队于1938年2月这座天主教堂内隆重举行的追悼钱亦石队长的大会，影响很大，会后还出版了《追悼钱队长纪念册》（1938年3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5. 现在位于江岸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的大门开在大连路，而原来的大门开在长春街。当我走进纪念馆，左手边是展室大厅，我和接待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小熊说，当年（1938年4月底）周恩来、博古等领导接见中共特支成员开会的小会议室，应该就是这个展室大厅，她认同我的看法。
纪念馆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我们把这次长达六、七小时的会议内容讲述后，小熊表示要很好地整理并上报。事后，她们做了一个颇有历史故事的红访栏目推文。 　　
6. 阳新县是湖北最东面的一个百湖县，和江西瑞昌接壤，巍巍幕阜山就在其西南面。战队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随张部从鄂东北又转战于此，并在城东的富水河上，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协助时任第八集团军少将军法处长兼渡河总指挥的吴仲禧（地下中共党员），提前完成架设大型浮桥的工程，确保阳新以东数十万国军及重装备顺利进行战略西撤，受到陈诚、张发奎的嘉奖，也取得了张发奎对战队的进一步认可。 　　
一天傍晚，父亲领着20多位民工到渡口指挥部报到，交接后吴仲禧留杨应彬吃过晚饭，在渡口的一只小船上促膝谈心，鼓励父亲要多读政治方面的书籍，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吴的身份，只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 　　
吴仲禧在北伐时已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师长，时年43岁，领少将军衔，而杨应彬时年还不满17岁，但参加革命已有3年多，才是少尉军衔。年龄和军阶的悬殊并没有阻隔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友情，1983年，杨应彬为当时的情景赋诗一首赠与吴老： 　　
 　　
鄱阳湖口烽烟急， 　　
幕阜山前寇已深。 　　
气壮关河腾将士， 　　
胸怀马列即知音。 　　
岭梅高洁人恒敬， 　　
嵩柏长青众人钦。 　　
四化征程春不老， 　　
腾飞霄汉照丹心。 　　
'''吴老兴奋地和诗一首：''' 　　
相逢战地艰难日， 　　
敌忾同仇谊最深。 　　
我本中途方识路， 　　
君当早岁已知音。 　　
才从实践今为贵， 　　
德自虚怀古可钦。 　　
忽忆阳新秋月夜， 　　
扁舟促膝互谈心。 　　
7. 马回岭是庐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现在属九江市柴桑区，在马回岭看庐山是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赣北大地上，若从九江方向看庐山侧成峰了。一千二百年前苏东坡从上述这两个地方看庐山留下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和我今天看到的一样。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参观了称得上中国最小的火车站和最小的革命纪念馆。车站面积不足两个篮球场大，纪念馆就设在当年的车站售票室，两层小楼大约100多平米。车站站台边用塑料隔板隔开，参观时忽听轰隆隆的火车奔驰声，我还以为是用声光技术营造出来的效果。但透过隔板的缝隙一看，果真有一列火车从站台外飞驰而去。纪念馆一位六旬管理员告诉我，这是京九线，过去叫南浔铁路，还在用，只是车站往北移了2公里。 　　
马回岭这个小地方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高光地也是伤心地。1926年底，张发奎以叶挺独团二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先锋一克汀泗桥再克贺胜桥，占领了武汉。张部又奉老蒋之命援赣，他配合第七军向南浔路发动攻势，攻击马回岭、全歼孙传芳麾下的谢鸿勋部，又配合左路军相继克服九江、南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伐“铁军”将领。 　　
然而在1927年7月底，当张发奎在庐山上听说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指挥的25师拟参加南昌起义时，他领着25师师长余汉谋亲自开着一列火车赶往马回岭，企图以老上司的名义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 　　
8月1日上午，在马回岭车站开了一夜紧急会议的聂荣臻与李硕勋、张云逸、周士弟等人按预定计划，率25师73团、75团和74团侦察连从马回岭车站出发前往南昌，在德安附近与张发奎的火车相遇，张发奎站在车头喊话，企图阻止他们前进。不料对方枪声大响，张发奎知道共产党员都是不怕死的货，只好“契弟走得摸”，带着余汉谋等一众护卫弃车而逃。事后，周恩来让起义军战士把张遗弃在列车上的私人军事用品悉数归还。 　　
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又率第二兵团在马回岭与日军熬战了数日，战队全员都参加了战地动员和慰劳伤兵的工作。 　　
在返回阳新路上的一个小村庄小箕铺村，战队迎来了建队一周年纪念。队部要求每位队员既要写一篇报告文学，也要写一篇论文作为纪念。并在1938年9月26日晚上，在傅家山明灯书屋的中厅，战队举办了一个周年纪念的晚会。后来由郭弼昌绘声绘色地写了出来，收录在1939年1月出版的《战斗中的一年》书中。从这里可以看见不少缺少文艺细胞父辈们的狼狈相：队长官其慎少将是张发奎的舅舅，他哼了几句粤剧，嘤嘤哑哑的音调对大多数江浙人来说简直是天书，一句也听不懂，不过音调倒怪缠绵委婉；左洪涛是最怕唱歌的，他请求赦免不成，只能背对着大伙，吚吚唔唔破天荒地叫出了几句：“日本强盗黑良心呀，占去我们东四省呀…”像少妇生第一个孩子般，慌急地渡过这一难关；张敬人是四川人，用四川话唱出了李白的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让大家不由忆起了危难中的东方马德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邰鸿秋是从法国回来的，他被拉出来跳了几步武装草裙舞，他扭动的舞姿那么有趣，赢得满堂的欢笑；郑黎亚和沈丹风在台上想扭秧歌，但扭得不像，跟两个小孩子那样，一跳一纵一扭地，嘴里吐出清脆的声音：“你好呀！我好呀！嘻嘻哈哈…”她们在台上笑起来，台下也跟着乐起来。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田夫的表演，他用四川腔调学唱新嫁娘的哭腔，可惜像是因为他多少年没作新嫁娘了吧，他竟像念书似的缺乏音调，唱成了道白；何家槐，是天真还是故意呢？张开嘴巴的一声，喇哩喇哩啦……地哼出了娶新娘时的喇叭声，这还不算呢，他更像西藏喇嘛般把手高高举起转了一个圈，直把大伙笑得前扑后仰。为什么父亲杨应彬没有参加晚会？根据资料分析，他很可能在“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当时这场江南的大瘟疫不仅让我军损兵折将，也让日军减员1/4以上。 　　
这场晚会是在前线开的，远处的枪炮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似乎正在为他们伴奏。这群武装文化青年却誓言明年的周年纪念要开在长白山巅！ 　　
8. 韶关风度街。1939年元旦，战队来到战时粤省省会曲江，公开的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广东省委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都集中在两江中间的这座小岛上。我们寻访了当年母亲入党的韶关公园，现在已成为韶关市政府的办公大院。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几株数百年轮盘根错节的老榕树默默地见证着母亲当年激动的心情。 　　
张发奎第四战区长官部遗址现在已是风度小学的操场。当年，刚从延安来粤上任不久的张文彬书记还身着国军上校军装潜入长官部和中共特支领导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上校见面，接上了关系。 　　
从韶关到始兴就个把钟头，我们走访了司前镇的赓靖学校（纪念全赓靖烈士而命名），然后到隘子镇采岭村，拜访了张发奎故居。当我们上山去祭奠张发奎和刘景容夫妇陵墓时，天降大雨，我和弟弟冒雨上山，在市党史办、隘子镇领导和村干部的陪同下，瞻仰了张刘墓和张的父母墓，并献上两束洁白的菊花。 　　
张发奎于1980年在香港去世后，张夫人便主动联系父亲、左洪涛和刘田夫等人，想完成先夫将遗骨安葬回始兴老家的夙愿。此事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协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底完成了迁葬工作。 　　
 　　
9. 惠州西湖。1939年9月第四战区长官部原战地服务队成员，为落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尽量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他们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奔赴惠（州）、东（莞）、宝（安）前线开展战地宣传和组织培训工作。父母都来到惠州西湖边的荔晴园和金带街一带。在学习和斗争中，杨应彬和郑黎亚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在西湖边的玄妙观确立了恋人关系，并向“特支”汇报获得批准。 　　
 　　
 　　
此时“特支”成员张敬人担任第四战区广东东江游击挺进第三、四纵队政训室的上校主任，期间他曾得到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东江华侨回乡团博罗队成员的情报后，立即告诉在国民党博罗县政府担任军文科科长的地下党员胡展光，要他们立即撤退。但这些华侨青年们认为自己是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救亡运动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不至于被抓吧！因而没有马上撤离，两天后，全团人员被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下的监狱里，后经我党营救未遭损失。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要把张敬人往死里整（因张在30年代曾担任上海左翼教联的党团书记，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劣迹）。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折磨张老大（战队对他的称呼），尽管父亲和杨德元（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负责人）都写了证明材料，但张敬人仍然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折磨致死。 　　
 　　
父亲在惠州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工作时，与时任大队长的李一之配合默契，惺惺相惜。游干班未结束，四战区司令部要从韶关搬到柳州去，李一之对他们的离开依依不舍。战队走后，李一之在游击指挥所呆不住，就跑回老家东莞水乡去做伪军工作，不幸被日寇抓捕，身上被连刺十几刀而光荣牺牲。李一之是黄埔六期的，参加过北伐，1938年5月加入中共。 　　
　　我们还专程去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去瞻仰李一之烈士的墓碑。 　　
10.柳州蟠龙山。柳州蟠龙山是四战区长官部驻地，特支成员分别在长官部任职，如左洪涛、何家槐任张秘书，郭弼昌在邮检所任职，其余人员在中山室和图书馆任职。他们还曾在张发奎任董事长的志锐中学小学部教书，母亲曾担任过从广州一路流浪过来的广州儿童剧团的指导员。1942年，母亲和特支另外5人，从战区政治部手里接管了中正小学，更名为窑埠街小学，把这所长官部子弟学校，办成一所宣传抗战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进步学校，张发奎、吴仲禧、吴石、陈宝仓、伍千里等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女都曾就读这所学校。 　　
我们参观了窑埠街小学的校史馆。该校已第三次搬迁，原来在江边上的校址如今是柳州市的自来水厂。一进学校，以母亲郑黎亚为原型的一位女教师给孩子们讲抗日道理的塑像令我泪目；一群少先队员在校史馆内高唱由特支成员何家槐填词、孙慎作曲的校歌：“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让我看到了未来。如今窑埠街小学校史馆已成为柳州市最火的红色传统打卡点，一个学期接待50多次参观。 　　
特支遵照中共南方局指示曾动员张发奎营救善待胡志明，支持胡志明在柳州大桥举办越南革命青年培训班，我们爬蟠龙山找到曾关押胡志明的山洞（现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胡志明旧居——南洋客栈旧址；还专程去独凳山寻找吴仲禧当年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旧居，这是特支成员可以公开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和开支部会议的地方——可惜旧址已无处可觅，只剩一座葱绿的喀斯特小山独立柳江边。 　　
 　　
柳州一个地级市居然办起来一座军博馆，军博馆内有介绍中共特支在柳州的战斗历史，足以证明他们对传承革命史迹的重视。 　　
11. 贵州独山。父亲从韶关办完最后一期游干班后回到柳州，即奉命孤身一人到独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黄埔军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学习军事，度过了不平凡的两年半。独山县党史办似乎对我们的到访不热情，我们只好自己去寻找中央军校二十三总队的遗址。 　　
从独山出发沿山路向南行驶约20分钟来到基长镇政府办公楼，政工办一个女孩小杨，听说我们要找军校遗址，热心地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两位曾担任过镇委书记的老人。他俩把我们引到政府大院的后山，在经过拉干村后，我们见到一口“七眼井”，有资料显示，这口独特的地下清泉形成的“七眼井”就是二十三总队的标志物。在与井旁村民聊天时，一位男村民指着另一位穿白衣的女村民说，她的家就是当年军校的一个指挥部。于是我们又随两位村民绕到后面，果然发现一座年岁已久的老房子。听老村民说，他们小时候跟随奶奶经过军校，因躲避实弹射击，都要绕道而行。 　　
父亲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负责全队的宣传壁报、图书馆、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剧，连卫生室的药品都归他管理。从二十三总队到校本部（现独山县第七小学）去领取药品，他来回要走近七八十里的山路。 　　
在独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意外的收获是“深河桥抗战遗址”。1944年12月初，日军侵占独山，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当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国军在桥北顽强地阻击日军，而历史的巧合也发生于此。1937年29路军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1944年冬，也是29路军赶赴深河桥，阻止日军深入贵州进逼重庆。所以，有人说全面抗战不仅是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而且还是29路军始，29路军终。深河桥一役后，日军气数已尽、一蹶不振，自行撤退了。 　　
12. 桂林陆军大学 　　
1943年底，已回到四战区长官部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又被保送到桂林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修，至桂柳会战前的1944年8月才返回长官部，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 　　
但我们想查找陆大的遗址却难以确认，桂林之行收获甚微。 　　
在桂林图书馆想查找1945年9月3日的《广西时报》，看看有无刊登父母的订婚启示，摇了半天的老胶片也未找到。 　　
桂林图书馆的馆员说可以去一趟南京，到中国第二档案馆去查询，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档案都存放在那儿。 　　
13. 南丹县六寨镇 　　
这是张发奎将军抗战中的一场噩梦。 　　
六寨是桂西北一个边陲小镇，再往北一点就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了。1944年11月由于老蒋瞎指挥和保存嫡系实力，西南国军大溃败，父亲跟随四战区前敌指挥部从柳州撤至六寨。这天中午刚过午饭时间，突然天空飞来十多架军机，张发奎从指挥部——六寨一座两层洋楼的汽车站走出来观望，看见是美国盟军的飞机，难民和部队都仰天欢呼。不曾料飞机撒下一些传单后，转头就在这不到三四里地的小街上，疯狂地投下百多颗炸弹。张发奎的贴身卫士长在车站内当场被炸飞，身首两地；父亲刚好到附近的检查站去找母亲，见状立即跳进路边的小沟躲避。母亲正在检查站午休，身旁的杨冶明大喊：“郑黎亚，飞机投弹了，快跑！”母亲翻身下床还准备找鞋子，杨冶明眼疾手快，从背后把母亲往窗外一推，自己也顺势跳了出去。瞬间，临时搭建的检查站被炸飞了。人是逃过一劫，但母亲的行李包括帮父亲保管的私人物件，许多证书证件和一把在中央军校前三名获颁的中正剑，都葬于火海。 　　
后来查明是译电员把请求美军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镇，误译为六寨了。此次误炸惨案，造成上万难民和张部一名中将、二名少将、八名上校和数百名军人殒命，也让本来对老蒋集团一肚子气的张发奎痛心疾首。我们和县镇政府领导在汽车站合影互赠书籍。 　　
采风活动于6月下旬宣告结束。父辈们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粤北会战、桂柳会战一路走来的伟岸身影，逾发清晰、生动。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展现的不仅是我们国防科技领先世界的实力，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好战不怕战，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的东方哲理的升华。父辈们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我今天的眼光投射到父辈这段历史镜面上反射回来的，是可以照鉴未来之象，我死而无憾矣！
 　　
 　　
 　　
　　　　　　　　写于2025年7月于广州旭苑

用户:杨小村

2025-07-08T12:29:44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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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黎子流老市长——丰富多彩但并不轻松自如的晚年生活

2023-01-24T09:02:40Z

杨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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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拙作《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的第十三章，原标题是“丰富多彩但并不轻松自如的晚年生活”。因文内涉及一些敏感人物和事件，所以在编辑时将此章拿下。2022年12月25日，我敬重的黎子流叔叔被新冠病毒带走了，但他鲜活的、开朗的、乐观的人民公仆形象、农民市长形象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为追思这位老市长，特将此文公开，作为祭奠他的“一瓣心香”。 
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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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聘香港李嘉诚属下的和记黄埔地产集团，替他们介绍开发土地，对方地块的主人是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董事长就是被称为“农民市长”的黎子流。在经过多番讨价还价的商战之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合作协议。
 
　　2005年初的一天，欧伟明到我公司来聊天。他是欧初的大儿子，中学和大学时都和大哥是同学。他后来在党政部门任职，当过广东省委经济工作部办公室主任，省烟草公司党委书记，是副厅级干部。他也利用在香港出生的便利条件申请到香港，先后担任粤海集团下属的粤海投资公司董事长、粤海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广州番禺最早开发的大型社区丽江花园就是他的杰作。香港回归后，受广东省国投破产的影响，粤海公司也一蹶不振，他离开粤海到澳洲帕斯过了几年清闲日子。他在开发经营丽江花园时，担任设计任务的一位香港人周伟淦，几年后成了李嘉诚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的掌门人，周伟淦就请欧伟明到广州，担任和黄地产（广州）公司的总经理。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是司空见惯的。 
　　欧伟明对我说：“李嘉诚先生进军大陆房地产业比较晚，现在准备大举进军了，但取得开发土地的难度却大大增加了。你过去在房地产界也颇有影响力，能否发挥你的潜能，帮和黄物色一些地块？”我说：“其实和黄公司进军广州房地产的时间并不晚。和黄公司开发的怡苑比我开发的金泽大厦还要早，那是在1991年的事情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就见不到和黄的身影？”欧伟明说：“李嘉诚在开发完怡苑后，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但九三年朱镕基的宏观调控措施很狠，下药过重，把李主席吓了回去。直至邓小平逝世前，让李主席到他家里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李先生应当到大陆来投资。你不仅可以赚到钱，更重要的是要把你们先进的科学的管理经验带进中国。那次谈话后，李主席才作出大举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决策。” 
　　过了几天，欧伟明打电话来说：“我把你的情况给周伟淦说了，他很感兴趣想约你在深圳见面。你也可以三口六面地把做和黄公司顾问的要求和条件跟他谈清楚。”于是我和欧伟明来到深圳与周伟淦共进晚餐。坐下后一聊，我和周老板还挺有缘份的。首先我俩同年都属猪。其次，我们都先后在邱达昌的远东发展公司干过，只不过是我进远东时他已经离开，未曾谋面。 
　　周伟淦说：“我很欢迎你和我们合作，协助我们拿到更多的开发土地。但同时希望你一定要替我的饭碗着想，要替我保住这个饭碗啊！”我知道，这些李嘉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个个都是香港乃至世界的“打工皇帝”。周伟淦当时的薪酬是多少我不清楚，但他的顶头上司——和黄集团的总裁霍建宁，连续几年被评为香港的“打工皇帝”。每年光缴纳的薪俸税就有1700万元以上，按香港个人薪俸税15-16%的税率计算，霍建宁的全年收入超过1亿港元！我笑着对周伟淦说：“你放心，我不会让和黄公司介入那种官司缠身的地块，更不会让周老板把金饭碗给丢了！” 
　　就这样，我和周伟淦就达成了协议，我替他介绍开发土地，他按一定比例给我劳务费。我提出双方是否签一份中介协议之类的东西，周伟淦不同意。他说：“我的牙齿当金使，讲过的话一定算数。”事后，我从欧伟明那了解到，和黄公司有一种“店大欺客”的心理因素作祟，虽然不签协议，但答应的条件他们都能够百分之百地兑现，因为他们最怕别人告，他们把和黄的商业信誉看得比金钱要重上百倍。 
　　欧伟明还说：“我最近才刚刚和市政府达成协议，把烂尾了好几年的黄沙地铁上盖那块地皮收回来了。” 
　　黄沙地铁上盖地皮是“黎大胆”的一个杰作。九三年初，他率广州市经济代表团到香港招商。全港房地产大亨们都围着市长要地。他说：“广州正在设计第一条地铁线，地铁从芳村过江后，到河北的第一站就是黄沙，黄沙地铁上盖有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和你们香港中坏地铁上盖的概念是不是也一样啊？”说得那些大亨们个个都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由于太多家争抢，黎子流只好说：“你们就组成一个财团联合开发吧！”于是由和黄、新鸿基、新世界等九家香港大财团联手与市政府签下了这块极具诱惑力的“地铁上盖”项目。 
　　合同签订不久，就遭遇到朱镕基治理整顿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房地产业首当其冲受到重挫。香港的大亨们都“缩沙”（广州方言，指退缩、观望）了。九家上市公司，只有和黄公司一家年年按合同向广州市政府指定帐号支付地价款，而且一付就是几年。这一耽搁，十年就过去了。直至欧伟明当上广州和黄公司总经理后，才又把黄沙地铁上盖的开发项目重新提到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市政府为和黄公司信守合约、按期付款的行为所感动，同意让和黄公司收购其他八家公司的股权。和黄公司以诚信赢得了广州“地王”，拉开了进军广州房地产业的序幕。 
　　欧伟明给我打底说：“你跟和黄合作，其他都不用担心，就是要有思想准备，和黄的动作很慢，它的运作模式和我们的国企一样，机构繁琐，层层上报审批。它就像一头大象，挪动一步都很困难，但它只要一动，一只脚踏下去，又不知会踩死多少蚂蚁。”我说：“不要说和国企打交道，就是政府机关我也呆过，那套运作模式我有经验。”但是，在后来的交道中，我才真正认识了与这样一个超级大企业合作的艰辛。 
　　2005年夏天，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在广州城区东边帽峰山下一块2068亩的地块。我带上欧伟明和他们公司一大帮人一块去看地。从华南快速公路帽峰山出口下来，拐过一座风景如画的水库，沿着太（和）九（佛）公路向东驶去，不一会儿就来到进入帽峰山的路口，过了路口再前行几百米，就到了一个叫“九龙涧”的农业生态旅游区。地块正好横卧在帽峰山北麓山脚，呈猪腰形状。这里植被很好，在绿树掩映下，有九座小水塘点缀其中，因此又叫“九龙涧”。 
和黄公司经过一番考察论证，同意收购该地块，让我立即联系对方开展洽谈。 
　　经了解，地块的主人是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而老板正是早几年从市长位上退下来的黎子流。黎子流退休后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自己还年富力强，又长年从事农村工作，很想在晚年为探索广东现代化农业发展出一份力，发一份光，于是向省里要了三块地，办起现代化的种植和养殖业。黎子流不要国家出一分钱，他到香港找到好朋友何鸿燊、李兆基、郑裕彤等人，让这些大亨们出钱，然后又在市里让市国投、马会、广州酒家等几家国企出资，共同合作成立了广州立帜公司，他出任董事长。在顺德办起了花卉养植场，在九佛办起了生猪养殖场，在帽峰山办起了农业生态旅游场。 
　　九龙涧花卉场办起来后，最初是种植非洲菊花出口，生意还不错，一枝菊花卖10元钱。可是附近农民也跟风大量种植非洲菊，一枝只卖1元钱，把这位农民市长给打败了。因此，黎子流和香港大亨们商量，维持发展势头良好的顺德花场和九佛猪场，将亏本的帽峰山地块转让出去。由于股东中香港大亨有九家，广州国企有四家，转让给哪家都有实力购买，但转让给哪家都会“顺得哥来失嫂意”。于是股东会一致同意委托黎子流为全权代表将地块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企业。 
　　我通过黎子流秘书了解到，全权代表黎子流对外洽商转让事宜的是一位“容老爷”。容老爷叫容律慰，是广州市一位传奇人物。他也是一位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开发的位于中山一路立交西南侧的东方花园小区，与我开发的金泽大厦几乎是同期的物业。他的外型体态特征，是任何人只要见过一面就永世不会忘怀的那种。他个头不高，年过花甲，却永远挺着一个比怀胎十月的孕妇都还要大的肚腩，他的肚子不仅大，而且还特别圆，就像衣服下面永远塞着一个篮球一般。他走路敏捷，思维比走路还要敏捷。 
　　容老爷知道和黄公司要购买帽峰山地块信息后，很高兴，马上约我见面。 
他告诉我：“前两年也曾经有人向黎子流购买这块地，也支付了部分订金，但后来没有下文。因此黎子流委托我抓紧物色有实力的公司出售，以减少公司股东的损失。” 
　　我说：“据我所知，这块地共有三张国土证，一张证上的使用性质是综合用地外，其余两张都是农业性质。“ 
容老爷说：“这是必须给和黄公司讲清楚的。我们只负责转让土地使用权，不负责改变用地性质。”我问：“能否利用黎市长的关系，帮忙改变用地性质，不能全部改变，部分改变行不行？”容老爷说：“这估计办不到。黎市长退下后，和现任市长林树森①关系很僵。这位市长在大小会议上称上一任政府为旧政府。只有在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成立新中国后，我们才称国民党政府为旧政府。他却把为广州市民做了大量好事、实事的黎子流任内的广州市政府，鄙称为‘旧政府’，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糟。当然黎市长也不示弱，他把这位现在春风得意、大权独揽的市长称为‘大碌木’。（广州方言，指粗鲁霸道之意）你算算林树森三个字有几个木字？一共有六个‘木’字！所以想通过现在的政府去改变用地性质是不切实际的。” 
　　我把容老爷提供的情况和相关资料都向和黄公司以及周伟淦、王哲广作了汇报。经层层上报审批后，最后报告到了李嘉诚主席那里。李嘉诚在香港海逸酒店亲自会见了黎子流，两位高层在香港碰杯后，艰巨而漫长的谈判工作正式启动了。 
　　在2006年初至2007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中介人和容老爷一块在广州东风中路健力宝大厦17楼和黄公司会议里大大小小一共参加了二十多次会议。每次开会，广州立帜公司参加会议的只有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和一名财务人员三四个人，而对方十几个人却坐满了会议室的一大半。在人数和气势上，和黄公司已经占了上风。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讨价还价和尽职调查，正式合同文本终于完成了。由于黎子流要求转让立帜公司股份，而和黄公司恰恰是最怕购买公司股份的，因为对购买股份前公司存在的债务可以从帐目上查清，但对公司存在隐性的或然债务却无法查清。这种或然债务一般来说在实际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而且万一出现，在现今来说，将来的负债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和黄公司不同意收购立帜公司的股权来完成帽峰山地块的收购。 
　　黎子流发火了。他对我说：“你问问周伟淦，我黎子流用个人名义担保行不行？”周伟淦回答我说：“你告诉黎子流，他过去是市长，现在是平民一个。我们都很尊重他在市长任内的所作所为。但他现在要以个人名义来担保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除非他和我们李主席去说，李主席下达同意的指令，我们立即签合同。”黎子流知道和黄公司的态度后，也没敢去找李嘉诚。后来又经过几次谈判，和黄公司同意黎子流用九佛猪场的资产作担保，这才艰难地迈过了这道坎。 
和黄公司聘请了香港一家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到广州，对九佛猪场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列了一份二三十页纸的调查提纲。 
　　黎子流看到这份调查提纲后又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了。他在电话中大声地对我吼道：“你看了那份调查提纲没有？他们什么都要查，连猪场的猪苗从哪里购进、喂猪饲料的配方、喂养的方法这些属于商业秘密的事也要查！你不如连种猪一天和多少头母猪交配多少次也去查？我现在已经是脱了底裤有几条尻毛任你数了，你问问和黄公司到底想干什么？你问问周伟淦，我黎子流系不系（是不是）皮包公司？！系不系（是不是）流氓？！系不系（是不是）地痞？！” 
　　我赶紧安慰这位老市长说：“黎叔，你当然不是流氓地痞啦！和黄公司这样做，也完全是在商言商，按国际惯例行事罢了。就算是李嘉诚拿钱去存银行，银行的职员也要当着李嘉诚的面一张一张用验钞机检验过才能收存，所以，和黄公司对猪场的调查也是在情理之中。至于调查内容是否需要这么细致，有些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是否也在调查之列，我可以向周伟淦反映，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把黎子流的“三个是不是”的责备向周伟淦转达了，周伟淦笑着对我说：“你知道香港会计师是按时收费的，他不把调查提纲做得越多才怪呢。我会负责通知他们缩减内容的。”后来这份调查提纲被缩减了一半，黎子流的气终于消下来了。
 
　　我向黎子流证实他因讲普通话而闹出的几则笑话，他则向我介绍他当推广普通话标兵的秘诀 
　　2007年2月，双方在中国大酒店签订了转让合同。中午，黎子流在四季厅宴请周伟淦一行。在庆祝合作成功的交杯换盏中，我问黎子流：“黎叔，你是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标兵。过去也听说到不少你因大胆讲普通话而闹出的一些笑话。今天趁周老板等香港朋友都在，是否能跟你当面对证一下，哪些话是你说的？” 
黎子流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哇！你先说说是些什么笑话？” 
　　我开始列举：第一则是“站在床（船）头看新妻（区），新妻（区）真美丽。老妻（区）不如新妻（区）好，明年再多搞几个妻（区）。”黎子流赶紧说：“这不是我讲的，是汕头市的林木声讲的。” 
　　第二则是：“棺材（刚才）堵住了，死人（祀仁）进不来。现在幽（休）会！”黎子流说：“这句话是我讲的。那时我当市长，高祀仁同志当市委书记。有个会议是我主持，他讲话。他在路上塞车迟到了。” 
　　第三则：“我家住在肛门（江门），前面还有一只小鸟（小鸟天堂）。我家里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个妓女（子女）。这句话是不是你讲的？”周伟淦听后大声笑起来。黎子流说：“这句话讲的不完整。那时我在江门市当书记，正在主持修建五邑大学，工程资金不足，省里也没钱拨下来。江门海关罚没了一批走私物资，我就想找海关总署谈一谈，能否让这批罚没物资不上缴，由江门海关处理后把五邑大学的基建工程收尾。这时刚好海关总署的关长从广州到湛江出差，我就到他经过的江门收费站去拦他。见面后我就对他说‘请关长从湛江回来后，一定要到肛门（江门）来一趟。’关长问：‘那个地方那么脏，能去吗？’我一时还不醒悟，连声说：‘肛门（江门）那个地方很美丽，前面还有一个小鸟天堂’。唉！那时我不注重普通话，以为自己讲的顺德话就是普通话，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来。”
　　黎子流说到兴致处，自己又举了一例：“其实，最让我感到羞窘的还不是这次，而是我刚到广州来当市长，市里一个老红军胡楠卿逝世了，由我主持告别会,当时省市很多老首长和领导干部都参加了。‘鞠躬’这两个字的普通话怎么念我也搞不清，到我主持时，我就壮胆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现在向胡楠卿同志遗体一鸡公、二鸡公、三鸡公！’结果告别仪式一结束，我就被那批老干部团团围住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指责我说：‘小黎！你搞什么名堂！这么严肃的追悼会被你的三鸡公逗得我们差点笑出声来！看来你的普通话要好好学学。’” 
　　最后，黎子流还作了总结说：“从那以后，我就虚心请教、学习。虽然我的发音不是那么准，但是我敢讲。我后来总结了讲普通话的经验，就是要讲得快，讲得流利连贯。尽管自己的发音不准，但当听者还没反应过来时，我又继续讲下去了。我不像欧广源②那样，他自己讲得不准，还在那里慢条斯理，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讲，结果闹出更多笑话来。有一年的八一节，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去佛山沙堤机场慰问部队，竟然讲出‘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慰问你们疯狗师（空九师）’的话来。有一次粤北发生山林大火，他向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汇报灾情，也是一字一句有板有眼郑重其事地报告说‘报告长春同志，这次大火烧掉了好鸡巴毛（几百亩）’。弄得李书记大笑不止。看来我能当推广普通话的标兵，而欧广源当不上，诀窍就在这里！”
 
 
'''殿前欢.悼黎子流市长'''
 
顺德人。勒流先占一池春。仕途鬼使广府令。基建筹寸。平民市长留痕。黎大胆，干练向政史上印。魂归故里，诡异黄昏。
 
 
①林树森（1946.12—现在）广东汕头人。时任广州市市长，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 
②欧广源（1948.2—现在）广东顺德人。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后曾任广东省人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