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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4 07:14 发表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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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大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

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难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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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

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

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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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官兵平等

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大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

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

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

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

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

（二）   士兵委员会

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

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政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

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

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

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

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

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


（三）   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枪”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

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近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

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

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四）军政分权
   
红军中虽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但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由于具有突出才能和历史威望，常在委员会中占有突出地位。红军中的各级政治主官就是各级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已经开始了，但当时各级党代表地位不高，军中权力低于同级军事主官。

红军建立初期，由于党代表在红军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取得与军事主官平等的权力，这为后来红军建立政治委员为首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着手建立国民革命军时期，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建立了名义上“军政平等”的党代表制度。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之权能与军队长官同，其所发命令，凡部属人员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

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多数来源于旧军队，军事长官独裁的传统很深，所以实际上党代表并没有取得平等的权力，军中地位远低于军事长官，常被取笑为“卖膏药的”、“姨太太”。国共分裂之后，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都被驱逐甚至杀害，政治领导制度虽未完全废除，但改称政治干事后，地位就越发下降了。

国民党军政工干部周上凡的回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我分配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时改称政治干事）。不管是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膏药’。有次我碰见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阵亡），他刚刚调来第五十九师当营长。

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他舌头一舔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者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儿！’好友直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

而在共产党刚刚创建的红军中，却恰好出现相反的趋势，政治干部的地位在艰险斗争中越来越高，陈毅的经历很说明问题。陈毅没赶上南昌起义，追上南下的起义军后，周恩来任命他担任73团政治指导员。

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带领余部退入山区，当时情况非常艰险，部队濒临溃散。粟裕回忆道：“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

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但在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前，在朱德部队中仍有较多旧军队传统，虽然陈毅作为政治干部的地位显著上升，但仍不足以与朱德比肩，所以陈毅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四军未成立前”，“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

1928年4月在红四军成立后，红军中政治领导的影响继续上升，逐渐取得了和军事长官同等的地位，毛泽东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时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还略占上风。杨开明1929年的报告也特别强调红军党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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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分权的副作用

红军中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分权和集体领导制，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残酷战争时期也带来不容忽视的弊端甚至危险。

陈毅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写到了军中民主带来的副作用：“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红军中政治领导地位上升，与军事长官平等分享军队的领导权，但因为最后决定权不明确，常常引发纷争和决策困难。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这种“结发夫妻”式的军、政平等，“结果是天天要吵嘴”。

集体领导常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高明的见解也不容易通过，杰出的领导人难以发挥才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会场上有时难免垂头丧气；上下级之间的分权使下级有较大发言权，有时会使得决策难以执行，甚至下级批评不得，导致纪律松弛；军政之间平等的分权常会产生政治领导和军事长官之间持续的争论，没有统一的重心，有时甚至会引发军队分成两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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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产党对待士兵的态度

读八路军改造日本俘虏、解放军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巨大成就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带来了堪称脱胎换骨、源自灵魂深处的改变？
   
比如，“日本八路”今野博，毕业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社，1944年春天不幸被俘，起初一直不开口，敌人以为他是哑巴，后来知道他是日本人，带他到城里，由日军看押、审问，但不管敌人怎么拷打，他都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驳斥，并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去！”他被日本宪兵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牺牲在抗日一线战场上。

又比如，起义之初的国民党军队，对改造多有抵触，甚至叛变，但经改造后，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过去决裂，心甘情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英勇作战，九死而无悔。一些起义将士，一直在申请入党。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经88岁。

是什么力量带来了改变？

人的解放！

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把他们从“非人”变成“人”，再变成拥有革命理想信念的“超人”。他们经历了这个过程后，刻骨铭心，深入灵魂，再难忘怀。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还有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由日本学员们讲他们自己亲眼目睹或经历过的日军暴行：虐杀俘虏、轮奸妇女、活埋平民……讲着讲着，许多日本学员就痛苦流涕，深刻反思。《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研究》写道：“（学员）在一边听和一边说的过程中，了解了日本的行为、动机、罪行等，深刻认识到日军的本质，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真正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打心底感谢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给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则侧重于揭露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中所受的阶级压迫。

新中国开国少将徐文烈，云南宣武人，他是解放军杰出的政工干部，在对以滇军为主的六十军的改造工作中，居功至伟。徐文烈发现，刚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效果甚微。徐文烈等政工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2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但是，对乡镇保甲长及地主恶霸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台上人讲着讲着，嚎啕大哭，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有些人甚至哭得晕厥过去。

《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写道：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过的确实是非人的日子。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显示，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他们的家人，也是备受欺凌：原六十军有一位新兵跑了，连长便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

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待士兵的态度又是怎样？

习惯了唯命是从的国民党起义士兵发现，解放军官兵一致，居然有士兵委员会，让大家选举，不会写字，就用黄豆投票；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

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伙食尾子”，是毛泽东、朱德当年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的创举。

“九台叛变事件”中的当事人，被缴械后进了监狱，指导员高汝云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当了排长、连长。这也才有了两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白云山的英雄壮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任何旧军队的区别在于：这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这不是一个以人身依附、关系纠结而成的军阀武装，而是一个用政治纲领和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需要的是有人格尊严、知道“我是谁”、“为谁而战”的革命战士，而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知道盲从长官的“奴才”和“炮灰”。   

《心路沧桑》一书中，引用了国民党军队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的遗言：

“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凤凰涅槃的解决方案：古田会议原则

先改造自己，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改造敌人。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部队在转移中，逃跑成了公开现象。

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如何缔造一支崭新的军队。

因此有了三湾改编，有了古田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军队铸入了党的理想信念，赋予了政治力量，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围剿”的惨烈，万里长征的磨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残酷，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困苦，解放战争初期敌人数量与优势装备的重压，抗美援朝战争时对方挟海陆空立体优势扑面而来的腾腾杀气……天大的困难，都未让这支军队畏惧。

理想信念大于天！

谈到古田会议，咱们先回到90年前红四军“七大”之后那个场景里：

毛泽东落选又生病暂时离开红军，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也去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明显削弱了。

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领导作风很民主，但是由于当时红军还是一支创建不久的农民队伍，干部战士各方面素质都很有限，甚至相当多的人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缺乏组织的民主却使红军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攻占上杭，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红四军“八大”在缺乏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并未解决任何问题！

在红四军“八大”之前，毛泽东曾收到开会通知，但高傲的毛泽东在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拒绝到会，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命令毛泽东必须到会，正患严重疟疾的毛泽东服从了命令，坐担架赶到上杭，但到达时大会已经结束。“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毛泽东这次病的确实很沉重，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黄琳（即江华）8月29日给福建省委的信，毛泽东感染疟疾后，“因无西药医治，延长到（以）今更为沉重。毛同志已带数名同志伏在山中休养。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真急得我们束手无策。”

共产国际刊物甚至误信传闻，发表了毛泽东的死讯。10月18日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

10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南下出击东江，半路正好遇到从上海回来的陈毅，朱德、陈毅连夜召开了前委会，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0月31日，红四军在广东梅州遭遇严重挫折，撤回福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逐渐好转，11月26日在福建长汀与红四军汇合。11月2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准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达成了共识。当日毛泽东心情愉快地致信党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为了“九大”能够取得成功，前委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12月上旬在连城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等每天召集调查会，调查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据吴仁声回忆：“参加调查会的，有各纵队、大队、大队政委，连队支部书记和士兵。每次到会十余人，在一间民房的小厅里开会。”毛泽东“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当时军队风气民主，官兵们“大胆发言，知啥说啥；说到好笑处，就哄堂大笑，无拘无束。记得罗荣桓和赖传珠同志反映的情况最多。罗荣桓同志平日很留心部队官兵的思想情况，经常作详细的笔记。调查会上，侃侃而谈。”

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军12月中旬转移到上杭古田。刚到古田，毛泽东就招集各级党代表召开了红四军“九大”的准备会。据赖传珠回忆：“开到古田的后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的党代表”。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在毛党代表的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觉到就象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熊寿祺也谈到：“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到大会的。”“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绝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由于中央的指示信和长达近一个月细致的准备，红四军中关于重要问题已经基本统一了认识，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实质性的工作在会议召开前已经完成，古田会议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所以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古田会议决议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内容是关于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这部分内容也是列在决议的最前面：

第一，红军应集中权力，决议是通过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来阐述的。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

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第二，权力应集中于政治领导，也就是各级政治委员，是“党指挥枪”，不是党和枪平行，更不是枪指挥党。关于这一点，决议是通过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来阐述的。决议严厉地批评“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强调“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决议批评某些军事领导：“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在决议的最后，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重新当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1930年1月6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十二月一个月前委的工作”是“（一）召集九次大会接受中央的指示”，“（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倾向”，毛泽东欣慰地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的斗争，却建立了基础。”

中共中央在2月1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谈到：“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古田会议除了集中权力的方面外，还有一个分散权力的方面，这就是为了保护普通士兵人身权力的“废止肉刑”。

或者说，决议一方面在高层加强了政治领导的集中权力，同时在底层强化的士兵的基本权力，从而压缩了中层干部的权力空间，改变了以往中层干部对上可以抗拒领导，对下可以打骂士兵的权力过大现象。

中层干部的权力过大是造成部队组织松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权力保障加强了士兵对红军的忠诚，加强了红军的凝聚力，士兵能够对军官起到监督作用，所以红军中屡有叛变的干部，但是一般都无法拉走军队。

另一方面，在保障士兵人身权利的同时，士兵可能干预决策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却逐渐缩小，后来被中共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

古田会议是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确立的关键一步，据当年在红军中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龚楚回忆：“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

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

从古田会议开始，政治委员的地位越来越高，到后来拥有了凌驾领导集体的“最后决定权”。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初创军队时期，来不及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传统，缺乏严密组织和精神力量，这样的军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之下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潮汕溃败几乎是必然的。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余部的改造才是红军——这一新式军队诞生的关键，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叶镛等红军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红军建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民主气氛中干部、战士焕发了主动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严的革命者，以党代表、党委、党支部为主体的政工制度则是红军的真正灵魂，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在极端险恶的斗争生存下来，并抓住有利时机迅猛地发展壮大。

但是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严酷的斗争中也暴露出决策困难、迎合群众落后意识等弊端，并造成了严重损失，到1929年红四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等在红军的建军原则上发生重大分歧，毛泽东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坚持高度民主，在红四军七大的民主讨论中，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离开红军。

同一时期中共各级组织中普遍发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常常造成组织的瘫痪甚至分裂，以周恩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朱毛之争”中支持了毛泽东，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是红军走向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关键一步，而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这种体制之下大大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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