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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育的又一个重要案例

——读袁鸿林新著《14岁都能上大学》

今年1月，我读到了袁鸿林女儿的书《私塾女孩袁小逸》，写了一个帖子，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注意。4个月后，又读到了袁鸿林的新著《14岁都能上大学》，看到上述帖子被收入书中，后来还发现帖子中的几句话被印在封底上。

倒不是因为“知遇”而要写书评，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从事了40年教育工作的人，忍看基础教育在“应试训练”的岔道上飞飙，千千万万孩子深受其害，凭良心，有些话不得不说。

世界教育发展到今天，案例教学是最先进最成功的经验，我国教育界也早已引进这一先进的教育理念。案例教学之所以优越，因为它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剖和分析事实，探知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案例研究不但成为了高校的先进教学模式，也早已成为中小学教师校本研修的重要形式。而《14岁都能上大学》一书就是本世纪来我国大陆地区成功教育案例中的一个重要案例。

（一）

基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为了使孩子更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健康地前进。所以，好的基础教育，应该是为了使孩子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其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学到足以使之为社会的发展发挥出推动力的智慧与本领，即使这种推动力微乎其微。

未来社会的发展绝非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够决定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性。除了自认宿命或被宿命的外，人的发展也就应当有无限的可能性。好的基础教育就应当着眼于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应该画地为牢，闭门造分，不应该“像每个学校都拿着一副统一定制的模具，一定要把每个孩子都压铸成能考出100分零件”。而当今的小学六年级（因为要让更多的学生升入所谓的名牌初中）、初中三年级（因为要让更多的学生升入所谓的名牌高中）、高中三年级（因为要让更多的学生升入所谓的重点高校），“为了让学生的卷面分数好看一点，大量的重复性劳动，残酷地耗尽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既抹杀了孩子的各种灵气，又拖累了孩子的智商发展，尤其是无益于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即使原是个颇有天赋的孩子，经过这样的压铸，出来也成了平庸的标准件。”（见该书014页，以下该书的引文只注页码）以笔者多年在基层学校的观察、感受、调研、研究，完全认同《14岁都能上大学》一书中的有关描述和概括。

人的重要特质是个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多胞胎的兄弟姐妹，思想性格也不会完全相同。教育的重要原则是因人制宜，因材施教，车间式的学校、班级既是后工业社会教育的异化，也是特定时代教育的无奈。这是教育资源有限、教育需求无限的折中举措。近年来各地许多优秀学校的小班化教学，就是对车间式管理的改革、改进、改善。教育是对人爱的产物，无疑应当在尊重、关爱的前提下进行。教育的本质决定要最大可能地体现个性化。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伟大也在于此。新课标试图扬弃车间式“教育”，注重个性的培养与发展，就是试图朝真正的教育的回归。

个性的培养与发展，当然不是放羊式。教育应当有一定目标与计划。这种目标与计划是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宝贵教育经验的结晶。袁鸿林先生拟定的“袁小逸模式”是：三四岁开始早教，六七岁达到小学低年级，9到10岁小学毕业，十三四岁高中毕业，十六七岁大学本科毕业，十八九岁硕士毕业，21岁左右博士毕业（004页）。现在袁小逸10岁，早已达到初中水平。现在，袁先生的早教计划，已经前移到0—3岁。确保与发展早教成果的后续教育，也在根据新情况作调整，这是充分考虑教育人性化、个性化的结果。这种调整，我在读《14岁都能上大学》一书明显感觉得到的。

（二）

如所周知，我国早已就“义务教育”立法。袁博士“私塾教育”的发轫之地，他的故乡浙江省海盐县，这个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周锷曾质疑：“袁鸿林做法是否符合《义务教育法》？”周副局长说：“根据这项法律，凡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周副局长进一步质问：“那么，袁鸿林有没有提出申请呢？”（104页）在这里，我以为，周副局长误解了《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义务教育法》之所以成为法，是为了保证每一个适龄儿童能够受到应有的教育。《义务教育法》体现了对每一个适龄儿童的深切关怀，目的是为了使每一个适龄儿童获得好的发展。人们怎样理解和执行《义务教育法》，却有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种。很多乡村的做法是一定要使每一个适龄儿童和少年在学校里坐满9年，至于学得是否好，是否达到起码要求，则可以不考虑，成绩不及格也不予留级，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让每一个适龄儿童或少年“流到”初中毕业。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有些学生实在读不满9年，但一定要缴费注册，缴费注册后允许不到校学习，有关学生自顾自外出打工，校方与教育局也眼开眼闭。这种做法，我认为就是消极执法，是一种阳奉阴违，与《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是南辕北辙的。笔者早年工作过的乡镇学校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但愿周副局长辖下的学校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袁鸿林的私塾教育，是因为早先的幼儿园提供了违反人性的蹩脚的教育，幼小的袁小逸觉得幼儿园里没有人间温暖，极其不适应，以致生病不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袁鸿林才决定办现代私塾，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进行教育，进行优质的教育。像上述的周副局长消极地理解《义务教育法》，好像袁鸿林“违法”了；而若以积极地理解《义务教育法》，袁鸿林不但不违法，还是创造性地“执法”了，因为他所创办的私塾教育，在使女儿健康成长，可望成为卓越之才的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可造就之才。

周副局长问：“那么，袁鸿林有没有提出申请呢？”据我推测，袁鸿林在实施私塾教育之前，应该研究过《义务教育法》。依周副局长的问话看来，袁鸿林可能没有提出那样的申请。那么，或问：“袁鸿林为什么不去申请呢？”要我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地方，那样的申请能获准吗？如果提出申请被否定了怎么办？不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了吗？多年以后，袁鸿林在嘉兴市清河中学视野开阔的校长高洪亮的大力支持与诚意合作下，准备在公立的清河中学办“袁鸿林模式班”，《招生说明》也已经拟出，引起了众多渴望真正的优质教育家长的浓厚兴趣之时，高校长突然“离职”（据说到了嘉兴的一所民办学校），后来袁鸿林为了实现办班理想，“曾找过当地的教育部门，但得到的却是预料之中的官样文章式的否定”（262—264页），这后来的这样的遭遇，也恰恰说明当年不去作那样的“申请”是明智的，不然，很可能使那个“私塾”办起来千难万难。

（三）

“14岁都能上大学”，这个书名很抢眼球，非常有冲击力。但我要说的是其极为重要的内涵。我预料，“14岁都能上大学”，迟早要成为我们的“国策”，就像30年来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主要特点的“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一样。

我的确也写过几个帖子，讨论教育是慢的事业，那是针对弥漫在中小学校园里的拔苗助长式的奥赛等各种竞争和考试分数排名的歪风邪气而说的。按照“袁小逸模式”，4—14岁完成基础教育，随后进行高等教育。从袁小逸的成长实例看，是完全办得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小学升初中实施考试选拔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谓课堂教学基本上用于复习训练。在千军万马争上所谓的重点高中的地方，初三年级的教学也基本上是升学复习训练。而普通高中的毕业班，其一整年的时间，基本上用于复习与应考训练。凡有毕业升学考试压力的年级，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为毕业班服务，一切资源都向毕业班效劳，一切与毕业升学考试无关的社会实践、兴趣爱好、个性发展都要停止。所以，现行的基础教育名义上虽有12年之久，去掉集中进行应考训练的年级，也不过9年左右，撇开教学质量，绝对时间还比不上“袁小逸模式”的4—14岁完成基础教育的方案。

从另一方面看，上述“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我国有效地避免了“人口爆炸”的严重局面，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的比较健康的发展。逐渐暴露出来的新情况是：我国人口将严重老化，劳动力将严重缺乏。而14岁左右上大学，迈进成年门槛时，就是大学毕业的年龄，大部分学生即可就业，将有效缓解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最近几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在校人数递减，再过二三十年，健壮的劳动力将严重短缺，而“袁小逸模式”，将使大批完成了高等教育的青年提前五六年走上劳动岗位，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地位。

我们应当看到，30年来实行的小学6年、中学6年的学制，小学生入学年龄一度往后延至8周岁，这是我国人口过剩、劳动力过剩，而大范围地推迟就业年龄，缓解就业压力，那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必要的“浪费”，就像193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大萧条，资本家将牛奶倾倒到大海里一样。有些事物的发展，尽管我们难以预料，但它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这就是大势所趋。形势比人强。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因时制宜。历史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浪费人才资源，“袁小逸模式”或许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方。

2010-6-4

教育更需要宽容

——读袁鸿林新著《14岁都能上大学》体会之二

宽容原是指对他人的思想言行、社会政治、宗教制度等的认可（认为可以生存）吧？我以为宽容是现代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应有的常态，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充满温情和爱的教育更应该宽容。宽容需要气量。宽容就是尊重。而教育更需要宽容。我这里要说的宽容，是指体制内的权势人物展示出自己的博爱之心，允许袁鸿林关于现代私塾的实验与探索，允许“袁小逸模式”的生存与发展。

（一）

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要“认识到目前教育设施在整体上的严重不足；教育必须更具针对性（relevance）”(《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页)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6章“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一节也指出：“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教育“应确保每个儿童的潜力都能充分发挥出来。”（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13页)袁鸿林办现代私塾，他多次申明并非为了挑战现行的教育制度。早先只是因为女儿不适应幼儿园里的教育，才辞去所有工作，在家当全职爸爸，悉心教育培养女儿。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但我首先认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父母有权为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作出正确的选择。袁鸿林夫妇送孩子进幼儿园后，发现那样的“园”里他们的“幼儿不宜”，不得已让孩子在家里上学。他们的决定与选择并没有妨碍谁。这样的决定与选择应当予以尊重。《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的实施指导方针指出：“重视幼儿看护和发展对实现基础教育目标至关重要。基础教育必须符合参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兴趣和问题。”(《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也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袁鸿林凭着高知的条件，在不惑之年作出创办现代私塾的决定，将对自己的女儿的培养与教育作为研究对象。6年的实验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对比，我看到其效果远远优于体制内全日制教育的海量的严重摧残学生身心的应试训练。这样的结果理当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阶段性成功经验，可以启发大家“在对应试教育体制失望或不满的同时，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进而了解到“教育完全可以不同于现在学校的样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过程和结果。”（《14岁都能上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001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页码）

30多万字的《14岁都能上大学》，其主要内容就如作者在题为“父而师——不惑的选择”这篇序言中用5句话所概括的：“科学从事早期教育，给孩子一个不同的人生高起点”；“高度重视情商培养，为孩子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打乱学校年级制知识教学结构，实施跳跃式教学”；“注重思维引领，着眼能力培养”；“尊重孩子，引导孩子参与自我建构，为孩子开拓广阔的前景”。（003—005页）这5句高度概括出来的话，书中有大量的事实、数据来论证，恕我不加列举。一个心平气和的读者，会从书中发现很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东西。

为什么袁鸿林的实验很少获得体制内领导者等的尊重？我想可能是有关的人们受到我国先前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过深。近年各地虽然出现了一些民办中小学，但是脑子里有“贵恙”的领导者，心底里是将其“打入另册”的。比如，同是校长会议，一些公立学校的校长趾高气扬，私利学校的校长则矮人三分。违背人性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已经被我国抛弃，但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基础教育界依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公立学校、全日制学校是正统的，私塾则应是取缔的对象，这种意识依然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成为改善与优化教育的拦路虎与绊脚石。

（二）

我一开始就关注媒体关于袁鸿林办现代私塾的报道，并且认为袁鸿林的做法符合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我对优秀的媒体及其素质好的从业者的客观报道十分欣赏。

从海盐县到嘉兴市，在不“威胁”到威权的权威时，主流社会与教育体制还是有一定容忍度的。但我也看到一些脑子里有专制贵恙的媒体从业者或写手，他们摇唇鼓舌，侃侃而谈，冷嘲热讽袁鸿林的实验，大写兴师问责的文字。比如，嘉兴电视台的“小新说事”节目，就曾借其一度在市民中反响较好的背景，请来一位体制内某重点中学的副校长，不摆事实，不讲道理，就预言几年后袁鸿林的实验必然失败，在嘉兴很多不明真相的“喔育派”市民中造成负面影响。嘉兴电视台主要是用嘉兴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吧？应该是“公器”，对于袁鸿林办私塾这样的教育现象，某个体制内的领导者如果不服气，可以展开辩论，公开的电视辩论更好。真理越辩越明，也能进一步开启民智。遗憾的是，嘉兴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将“公器”给了一方使用，既不公平，也愚弄了民众的思维和观念。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就比较得体。该报在发表童大焕与晏扬批评袁鸿林现代私塾的文章后，也发表袁鸿林的反批评文章，让双方摆事实，讲道理。（见217—225页）袁鸿林在书中客观地将争论双方的全文或主要观点一一披露，让读者明断。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态度和做法。如童大焕发在2004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男博士做全职爸爸是否会扼杀孩子的无限可能性》，袁鸿林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童大焕“出于一种封建的心态”“摆一种‘父为子纲’的架子，犹如《红楼梦》中的贾政之于宝玉。与当下提倡的亲子教育相比，这是何等的落后。拿着这种落后的东西，当做宝贝来提倡，还要棒杀他人，可笑。”（216页)对童大焕“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便信笔写来，广征博引，胡乱生发，不够严谨，也不负责任”作了反批评。（219页）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在那里，读者仔细对比，自然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还像晏扬同样是质疑袁鸿林办私塾教女儿的内容的文章，以不同标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现代快报》《河南商报》《齐鲁晚报》等多种报刊，袁鸿林选择《中国青年报》发表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办私塾教女并非挑战体制”。双方当时的文章，现在都收在书中，读者从中了解了论辩的来龙去脉，看到了各自的观点和论述，认识到谁是宽容的一方，谁在拉大旗，排挤对方。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可以形成正确的观念。

（三）

宽容就是允许多样性，允许百花齐放。宽容是现代先进社会中人们应有的思想素质和处事方式。宽容是对话的先决条件。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5章中说：“家长与教师之间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儿童的协调发展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补充。”（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96页)在媒体朋友的提议与帮助下，袁鸿林在女儿在私塾里上学到9岁时，插班到一所公立的全日制初中的二年级就读，拓展了女儿的交往范围，也检验了5年早教和私塾教学的成果。在女儿插班就读的断断续续的一学期中，袁鸿林和学校老师和校长密切交往，“进行真正的对话”，丰富了他的实验研究，使他对早期教育与后续教育怎样有效对接，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书中大量的叙述和分析，说明袁鸿林的实验是非常严谨与科学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宣言》指出：“必须在正规教育系统与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之间寻求协同作用”，要相信“非正规教育组织在塑造年轻人的个性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89页)教育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早在1993年12月16日我国政府所签署的《德里宣言》中说，教育“要求所有人的承诺和参与，超越不同的见解和政治立场予以通力合作”。（同上书110页）袁鸿林的实验研究，可谓上述重要文件精神的可贵实践。只有全日制一种教育形式的话，教育就永远不会有春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春满园！我认为，只允许一种教育形式存在，那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在徒有“实验”之名，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像样的“实验”之实的所谓“实验学校”遍地开花的今天，难道还“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为什么不能容忍富有实验研究能力的袁鸿林搞实验？

“教育倘若努力考虑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同时避免自身成为社会排斥的因素，那么它就能够成为促进团结的因素。”“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应导致摈弃任何标准化了的教学形式。正规教育系统常常受到不无道理的指责，说它限制个人的充分发展，因为它强迫所有儿童接受同样的文化和知识模式，而不充分考虑个人才能的多样性。”（《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2章，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0页)袁鸿林的私塾教学实验，完全符合上述文献中的“先见之明”。我为中国的教育园地里“呼之欲出”的“袁小逸模式”欢欣鼓舞！(作者：白沙海)

2010-6-5

“袁小逸模式”呼之欲出

——读袁鸿林新著《14岁都能上大学》体会之三

白沙海

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交集和综合。它是实践的结晶——理论生成，又是有效实践的参照系统，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形态。而“袁小逸模式”就是一种有着极大推广价值的教育模式。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査有梁在所著的《教育模式》的前言中说：“‘教育模式’是在教育理论指导下，抓住特点，对教育过程的组织方式作简要概括，以提供教育实践选择；另一方面，对教育实践的经验作概括，抓住特点，则可得到个别的教育模式，以丰富教育理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袁小逸模式”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了教育实践中去。它以其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很强的可操作性，引起了充满爱心的世人的关注和兴趣。

教育模式是教育培养人的所有活动的归纳和总结。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的主要部分，可以说就是教学模式。教育包括教学，教学又为达成教育目标服务。有效的教学应当有一定的模式。査有梁指出，“教学模式是狭义的教育模式。”（出处同上）通俗易懂地说明了教育模式与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美国教育家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本文所说的“袁小逸模式”，既可分为多种教育模式，（在某些场合）又可从狭义方面理解，即指因材施教、点对点的教学方式。就广义而言，我对“袁小逸模式”如下理解：早教与后续教育一贯制，在大约4-14岁的10年时间里完成优质基础教育，到21岁左右完成博士学业。洋洋30多万言的《14岁都能上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其实都是对“袁小逸模式”的具体阐述。

（一）

教育模式源于实践，它的本质是形成与发展。人们在教学实践中，循环往复，觉得某种形式比较优越，在这种“觉得”中形成了理念，这种理念又在反复的实践中成为坚持某种教学形式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某种教学实践就有了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教育模式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袁小逸模式”中的“4—9岁教育模式”已经经过了5年的实践。袁鸿林在书中说：“有样板可见，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256页）这也是我研读袁鸿林所著的《14岁都能上大学》和早先阅读袁小逸所著的《私塾女孩袁小逸》得到的体会。“袁小逸模式”对体制内小学教育模式颠覆性的地方，就是“在结合幼儿生理、心理发育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打破原单纯知识传授型的结构和顺序，一步到位地让幼儿感受、接触有关知识的核心部分”，“简而言之，幼儿的所学内容，要么是该阶段十分必要的——属于能力开发性质（例如音乐、绘画），要么就是将来必要的而放在现阶段学习是最合适的——例如语言的学习和有关思维训练。”（013页）

举例来说，在袁小逸模式中，语文教学是一开始就以文言文作为教学内容，事实证明，六七岁的小孩，也能读懂现在的很多人以为深奥难懂的《论语》等。袁小逸不但读懂了，而且也会“掉书袋”，常在与父母的交谈中恰当地引用文言词句。相比之下，现行的全日制学校，将文言文安排在初中开始，而且学习的是清代沈复的与白话文十分相近的《浮生六记》中的片段《童趣》，这显然小看了学生的认知能力。而目前全日制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与袁小逸所学内容相比，好像那些编辑者和出版者把小一学生当成了“弱智”。十多年前，笔者就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呼吁：白话文根本用不着教！但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者，充耳不闻，依然固我。

至于尽早进行双语教学，使孩子的大脑中有利于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灰质区域”的拓宽，也是为“袁小逸模式”证明行之有效的。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大脑是由上百亿个神经元组成的，而神经元又是由细胞体和神经纤维组成的。所谓大脑“灰质”是由看起来颜色较深的细胞核组成。而大脑中的“白质”是指看上去颜色较浅的神经元胞体。一个人大脑中灰质区域越大就越聪明，创造力越强。科学研究的结论说，一个人学习说多种语言可以改变大脑结构，产生更多的灰质。学习多种语言的时间越早，大脑灰质区域的面积就越大。随着优生知识的普及，现在很多年轻父母寻医问药千方百计使孩子的灰质区域扩大。然后最有效的方法，是尽早让孩子学习多种语言。因为说多种语言，可以使孩子在思考与表达时思维形式不断切换、转化，加速智力运动，培养超常智慧。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外语说得好的学生要聪明一些，就是这个道理。一些大学者成就卓著，通晓多国语言是其重要特征。袁小逸2岁时，其父袁鸿林买来英文歌曲的磁带，反复放给她听，然后循序渐进教她唱。小孩子很喜欢唱歌，平时几乎曲不离口。学会了一首后再教下一首，两个月后英文歌模仿得有些基础了，才慢慢带她入门，教她说英语，着手培养不同语言互相切换的能力。袁鸿林认为，孩子的大脑“好像是一台计算机，母语是贮在内存里的，而后期学的外语好比是存在硬盘里，内存的调用速度要比硬盘速度快得多，因此如果在孩子小时候将第二外语和母语共同放进‘内存’，那将来对外语的应用有很大好处。”（046页）在孩子以《新概念英语》为教材的正式英语课学了半年之后，袁鸿林又给她开了日语课，用的是日本人编的《新日本语基础教程》（大连理工版）《今日早报》有报道称“5岁女儿英语（应该是指口语——引者注）已达高中水平”（045页）袁鸿林认为，“3—8岁的孩子在听力、语言模仿能力、思维兼容性都处于最佳阶段。另外由于语言是高级思维的载体，这一年龄段学习外语，不仅是语言能力的提高，而且是思维能力的提高。”（046—047页）事实的发展，正如袁鸿林所期望的，“4—9岁教育模式”结束时，袁小逸英语的阅读、写作与口语能力都远远超过了全日制学校里高中毕业生的水平。

顺便说一句，袁小逸模式中，文体活动也一直放在重要位置。袁小逸学过小提琴、钢琴、绘画等，爱好打乒乓，私塾里作为课桌的就是一副乒乓桌。平时文化教学停下来，就可以打乒乓球。袁小逸还十分喜爱在社区的体育设施上玩。早年试读幼儿园时体弱多病的她，现在长得很结实。实施袁小逸模式，课堂可以随时搬来搬去。他们就时常在野外、在公园的绿树丛中进行教学。袁小逸模式跟现行体制内几乎充斥整个阶段的“应试训练”截然不同的是：学生学得非常快乐，超前了好多年，又学得非常好，发展很全面。

（二）

法国前总理、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早在1996年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作的长篇序言中指出：“当经济的进步达到一定水平时，教育体系就自然而然地要把日益丰富的知识传递给人数日益增多的人民，因为精益求精的生产过程要求更加高级的熟练技术，同时劳动力本身又促使新技术的改进，并由此而出现了具有发明和革新头脑的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袁小逸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埃德加•富尔还说：“修业期限可以缩短一些”，如果让学生在学校里“一直呆到25岁以后，这确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同上书第12页）由此看来，袁小逸模式完全顺应了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在前一篇评论中也谈到了将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制必然要缩短，且必将成为“国策”，埃德加•富尔的话也可作为佐证。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基础教育，由于某种原因，在1980年代末放弃了改革，失去了“拨乱反正”的机会，致使素质教育徒有虚名，应试训练扎扎实实。著名特级教师、国标江苏版中学语文课本编者王栋生早在2004年前所写的《永不凋谢的玫瑰》一文中就痛惜地指出：“应试教育已经坐稳了江山”（《不跪着教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004页）。直到如今，海量的严重摧残学生身心的旷日持久的应试训练，愈演愈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些年全省推行新课改，在所谓的“通识培训”中，我听到分管局长在报告中口口声声“教育不能改革，只能改良”（我相信报告人的这一说法，是从上一级通识培训会上学来的），这几年课改的结果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写到这里，一位刚结束了今年高考的学生在QQ上发来话说：“自高三以来，在学习上我没有获得任何让我感动和欣慰的发现，我为之‘流泪’。”“大部人是抱怨作业多，而我是痛恨这种学习方式！”“我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是‘急功近利’，这种心态已经渗透到教育和学术界——（严重影响）人类的未来。”是的，这样下去，我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要被几乎贯穿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应试训练”玩完的！

正是在这严重的事态中，在很多有识之士为下一代的教育担忧时，“袁小逸模式”出现了！其“高质量、轻负担”，学玩结合，身心愉悦，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与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脑子里没有“贵恙”的关心基础教育的人们的赏识。

如前所述，模式在应用中生存，又在生存中发展。教育模式的形成，既是教育实践的需要，也使教育理论有了附着点。教育模式是理论指导下成功实践的一个过程。然而教育模式要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又依赖于自我更新，自主发展，扬弃随着时代的发展显得落伍的不合理的部分，创造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内容。我欣喜地看到，袁小逸模式，在其主要创始人袁鸿林的精心培育下，在保持其基本特点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袁小逸模式脱胎于袁鸿林的亲子教育方式。随着其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创始人袁鸿林不断地思考、总结，寻求其可复制性，普适性。现在，“4—9岁教育模式”，已经使受教育者达到甚至超过了小学毕业的水准。这个目标随着袁小逸9岁时插班到全日制学校的八年级，期末考试成绩达到了中游水平，可以说得到了验证。接下来的“9—14岁模式”，袁鸿林介绍：“本想仍在私塾中完成，但最近稍有变化的是，也考虑在校学生加入这个模式。”（256页）这“稍有变化”非常可贵。因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修正原有的模式，正是一种健康的教育模式所必须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鉴于这样的理念，袁鸿林移师到了教育土壤比较肥沃的浙南永康市，新招收了一些年龄相当的孩子，先实施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4—9岁教育模式”。这一阶段完成后，可以与全日制初中接轨，也可以继续接受“9—14岁模式”，那时，预料袁小逸已经升入大学，该模式首轮实践胜利完成。

（三）

袁小逸模式的特点，我以为在于袁鸿林所说的“普适性”。袁小逸模式的学习主体袁小逸，据袁鸿林在《答网友问：袁小逸是否真是神童？》（见257页）所说，是一个普通孩子。正因为其“普通”，其模式才可以推广。事实上，袁鸿林早已收了几个4岁左右的孩子，认真进行模式复制。将普通孩子施以“袁小逸模式”的教育，培养成卓越的人才，这就是袁小逸模式的优势与价值！

袁鸿林曾在《“袁小逸模式班”招生说明（草）》的“培养目标”一节中说：“它以早期教育为起点、后期教育为保障、延伸和发展。在早期教育方面，将吸收各家长处，中西合璧；后续教育，考虑与高等教育接轨，更多考虑与国际接轨；必要时，根据孩子特质，不排除专才教育。它注重孩子潜能开发，保护孩子天赋秉性，引导孩子自然成长、自由成长、快乐成长，总体上是个新的探索。”（263页）这个“培养目标”，结合袁小逸的成长发展看，是可以达到的。

在本书第6章（见276页），我读到袁小逸模式的10项原则：

1.实施以发展思维为中心的中英双语教学训练；

2.追求家庭氛围式生活化快乐学习与探究式兴趣化学习相结合，不断冲击巅峰状态；

3.打乱学校课程结构，重新编织教学的知识链条，用带研究生的方法，居高临下施教，力求贯通古今中外，并熔文、理科于一炉；

4.重视学生知识框架的自我建构，在“有所教与有所不教”中，充分发展悟性和自主式自学能力，提倡天马行空、举一反三、知一推十；

5.强调输入、输出灵活调用，阅读、写作互相促进，学生、老师角色频繁互换；

6.寓学于娱、学玩结合、动静相辅、随机教育；

7.重经典，尊大师，取法乎上，涉略面广；

8.智商与情商并重；文本与活用结合；

9.高度重视运动与音乐；

10．错开年龄层次，混龄互补式养育。

如前所述，我在体制内的基础教育太糟糕的情况下，一直关注袁鸿林的现代私塾教育。我看上述10条原则，完全是从袁鸿林的教育实践中概括和归纳出来的。这些原则，我认为是我国大陆教育园地里的奇葩。平心而论，现行全日制教育制度下，要完全做到其中的一二条都阻力重重，教育教学效果平平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遇到有魄力的校长，又有强有力的财力支撑以及其他必要条件的保证，第1条或许可以做做。少数另类一点的优秀教师可能尝试做第4条，第5、7、8条或许也可以做到一点点。而在运用“袁小逸模式”的私塾里，这10项原则的每一项都实实在在做到的，做充分的。在这样的教育原则指导下学习的学生，不成为卓越的人才才是奇怪的呢！

20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