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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个知青 第四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0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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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广州女知青的经典照片，在网上流传多年。我和小艺长途跋涉，背着那部120照相机，走到另一个农场，与熟悉的同学们团聚，留下数张珍贵的照片，包括这张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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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时，我们四个小辫子与原战斗队部分成员合影。高中杨小村大哥回忆，那次侯建平与吴八一从中坤场走到黄岭农场八队，与我们留下的合影是最有朝气的。

若问我四年多的海南劳动生活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的答案可能挺奇葩的。

首先，艰苦的劳动使我百炼成钢，我感谢它。我在海南橡胶农场的生产第一线坚持了四年，踏踏实实，不但没有拖垮身体，而且身体素质还有所改善。没有到海南前，我的身体并不好，每次班级下厂、下乡劳动，经常都被老师列为特别照顾对象。

上山下乡以后，常年的因循渐进的劳动，对我的身体的改善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那段白天工作、晚上读书的的生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济，使我受益非浅。在我人生的身体发育的时期，有机会充分地吸收阳光照射和坚持体力劳动也是一种幸运。

我在海南时，绝不是铁姑娘，但也不是厌恶劳动的懒人。我的劳动表现很平常，因为力气和耐力都不如别人，很难有过人的表现。在四年里，我从来没有泡过病号，只要身体没病，我都坚持开工。可以说，我一直对劳动有着很佛系的看法，要尽力，但不能过度。那时，很多知青在劳动时，都是革命加拼命，对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劳动态度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偶尔也有很拼命的时候。有一次，我挑着百来斤的瓦片走了二十华里的山路，想着已经上路了，撂挑子不可能了，咬咬牙就顶下来。

在海南大开荒的会战中，我也用锄头挖过橡胶穴。其实，挖穴的数量多少不在于你是否努力，而在于你所在的地段的土质条件。石头少、土质松软的地段，当然挖的多；石头多、土质坚硬的地段，挖的数量必然少。那时，兵团干部时行搞评比，经常以数量为单一的评比标准。有的人就投机取巧，专挑好挖的地段，当然能拔得头筹。

还有挖木薯这项农活，同样不能以数量多少为标准。有的人跑到木薯地里，专捡大的挖，很快就满载而归，却不知糟蹋了多少好木薯才取得这样的战绩。在海南的兵团时代，生产管理与经济效益严重脱离，浮夸风甚严重，造成劳动场面上的轰轰烈烈，而经济效益为零的荒唐结果。

然而，有的人很快就以劳动冒尖而获得提拔，成为知青中的榜样人物。我至今仍然认为，作为过来人，我们对那个荒诞年代不要再盲目地歌颂了，应该面对现实。劳动没有英雄，劳动是为了谋生，无论多苦多累都要坚持，这才是现实的世界。

幸而，我所在的胜利队位于中坤农场已经开发的老区，割取橡胶是该队的主要生产项目。这种劳动很对我的性格，不需要团队合作，工作技巧性强，投机取巧的机会少，不象开荒挖橡胶穴，只有空洞的数字，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效益。

虽然，上世界七十年代，海南橡胶农场由于改农垦为兵团建制，形成一股违反科学规律发展橡胶事业的潮流，但是橡胶树的采割管理还是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每个工人都有固定的林段，有产量要求和植保要求。那个割胶工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或技术能力低下，那些被割过树皮表面就能说明一切，是农场少数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浮夸风的生产劳动。

那时割胶工作需要工人每天在清晨四时起床开始工作，经过三至四小时的紧张劳动，在每棵橡胶树，用特制的V形刀在树杆上削下一层表皮，让乳胶液均匀地流出来。割胶特别讲究下手要轻重恰到好处，既要将胶水割出来，又不能伤了树的真皮。被切割过的树皮，如果没有伤到真皮，经过一段时间，还可以长出新皮，一棵橡胶树在其一生中可以被切割两次。但是，如果，第一次切割技术欠佳，伤了真皮，新长出的树皮会生骨瘤，甚至整个树皮会出现溃烂。

由于，这种工作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特别忌讳没有经过技术培训就草率上岗，或者将割胶工人的树位林段随意调动。这种工作看似轻松，实际艰苦。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就有很多人不适应。而且，每次上树位，工人就要二三百棵树前弯腰做切割动作二三百次。

更有甚者，有的树皮已经割到接近树根部，工人还要蹲下完成切割动作。除此而外，还要用手拔去黏在树皮刀口上薄薄的胶线，放进身后的胶篓里。清晨时分，橡胶林里露水很重，人在林中穿行，常常下半身都是湿的。女孩子遇上例假，湿漉漉的裤子裹在身上四、五个小时，更是苦不堪言。很多割胶女工干到二十几岁，已经患上严重的关节炎或妇科病，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

看到这些前车之鉴，我确实很担忧，很怕自己将来也有那一天，由于丧失健康而成为废人。我曾向母亲诉苦，担心自己这种割胶的工作使自己的健康受损。母亲则主观地想象，我天天清晨开始工作，又是在树林中，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中的游离氧，应该对健康很有益。她认为我是怕苦，才说那些丧气话。可想，当时我们作为割胶工人的辛苦不是被很多人所能理解。

每天清晨四时，我从开始走进橡胶林时，就不断地和自己的软弱作斗争，强迫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有时，我真是很累，腿一软就摔倒在橡胶树下，连趴带滚，只好悄悄地坐在地上独自落泪。

别人都说，一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天天摸黑独自在山林里工作，一定会很害怕。其实，那时我就没有害怕过，就是觉得疲劳，不想再这样干下去，做梦都想换一份轻松的工作。然而，现实告诉我，只要不离开兵团，我就要在橡胶林里永远地奔走下去。

我之所以能支持下去，还是想到我将来有机会从橡胶林里走出去。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人独自工作的好处，个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的强度。我在工作中不断地动脑筋，尽量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工作效率。我常在树林里，苦思苦想如何找出一条最简洁的路线，将所有的橡胶树巡回跑完。

甚至，我想到了附中时我在数学兴趣小组听老师介绍过的欧拉定律，很想运用它为自己设计一条最优路线。为了减轻工作负担，我将整个割胶的动作都着意进行设计，从拔胶线，到清洁胶杯，再到下刀、行刀，多余的动作越少，劳动强度也越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体力的消耗。

我还发现，有经验的割胶工人，都很重视磨胶刀。胜利队的老胶工来邦，是位磨刀好手。经他开口打磨的胶刀，即锋利又不易钝口，我的胶刀都是找他给我开口的。我对自己的胶刀视若无价之宝，绝对不借出，因为一把好刀可能减轻一名胶工三分之一的劳动强度。我不爱惜自己胶刀唯有一次，当时我独自一人在林段割胶，想起自己来海南后的种种不幸遭遇，悲愤交加，竟然以毁刀发泄愤怒。事后，我抱着刀心疼万分，懊悔不已。

收集胶水时，我别出心裁地将水桶在林段里某个最合适的中点，这样可以减少手提重物走路的距离。我在工作中动这些脑筋，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将来能健康地走出海南岛。

我在后来的两年里，对劳动已没有太高的所谓革命豪情；更多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命运要我一直在橡胶林里呆下去，我该怎么生存？

我在很苦难的时候，想法却很简单，既要把每天的艰苦劳动顶过去，又不要毁掉自己的健康，同时，还能坚持每天的读书学习。

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了英雄主义的教育，看了太多的反映坚贞不屈英雄的文艺作品，所以认为放弃是可耻的。无论困难多大，我都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坚持下去，否则真要后悔的。

至于其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过，诸如放弃底线、自杀、苟且偷生、伤天害理、堕落等等。后来，我出国留学时，也有过很艰苦的时候，几乎绝望，但我的想法与在海南时一样单纯，不放弃坚持就是胜利。我对付困苦境遇的经验是，时间过去，一切都会过去，回头看，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如果，一时顶不住，就放弃了，永远要后悔的。

离开海南后，我看到一部歌舞艺术电影里其中的一个舞蹈节目，一群衣着光鲜的女孩子集体到橡胶林里工作，感到很不真实。另外，我那时割胶穿的衣服，全沾满了星星点点的乳胶液，既硬又黑脏。而且，衣服若被乳胶液溅上，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那些在兵团宣传队、师宣传队和团宣传队蹦蹦跳跳的知青幸运儿们，很难体会我们这些在生产第一线挣扎的知青所经历的艰苦。我曾经很难过，自己每天要穿得象个叫花子似地去劳动。毕竟，我那时才二十岁，怎么可能不爱漂亮整齐呀？！

一个人在橡胶树林里摸黑工作，还可能遇到的危险就是受到毒虫蛇蝎的伤害。刚开始从事割胶工作时，我往往会被那些在林段歇息里的水牛吓一跳。在黑暗中，动物的眼睛会发出赤红的光，象灯泡闪闪发光。后来，听老工人说，那是牛眼睛，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记得最让我害怕的是一次，我在割胶时，在置放胶杯的铁架下，发现了一条盘成一团的青蛇。我吓得手直哆嗦，但还是坚持把杯子放在铁架上，接着已经流淌下来的白色乳胶液。以后，在我的脑海不断闪现那条令人恶心的青蛇，我在树林里总是处于担惊受怕中。

记得，我离开胜利队时，曾很自负地想到，我对得起那些橡胶树。这么多年来，我的胶刀没有给它们留下可怕的伤疤。我老老实实地橡胶园里工作，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不知道有多少洁白的乳胶水，从我的胶刀下静静地流了出来。

经我削割过的橡胶树皮，刀纹整齐、表面平滑。我所做一切，不为给领导看见，博个提拔什么的，只是因为我对这些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不忍伤害它们。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常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自己割过的平滑树皮，借以舒慰心情。

我在海南做了四年多的割胶工人，对自己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后来一直习惯于独立工作的环境，既不善于与别人合作，更不喜欢领导别人。我在工作时，自觉性特别高，不用任何人督促，很习惯将手头的工作和工具整理得比较有条理，这是割胶工人的职业习惯。

至今，割胶的工作仍是海南岛经营橡胶的农场的一项苦差。我听说，现在的农场的正式工人都不会从事这项工作了，割胶工作都是由外地到海南打工的农民工来担当。时代真是不同了，当年的“悠差”现在已成了苦差。更值得高兴的是，由于现在的割胶管理和技术改进，割胶工作的劳动强度已减少了很多，不需要工人四时起床工作，而且在切割橡胶的次数大大减少前提下，提高了产量。

想来，我也曾亲身体会过当代农民工的辛劳，虽然，时间仅仅四年，但也足够让我回味一辈子。我没有以苦过为荣的心态，但我有经历过苦难而获重生的幸运感。因为。艰苦的劳动和贫穷会消磨人的斗志，让人看不到前途，还会伤害身体健康。所以，自古以来的君主或专断的统治者就没中断过使用艰苦劳动惩罚罪人或扼杀精神自由者。

我感谢海南的那段艰苦生活对我的历练，无论是意志上还是体力上，它都使我变得比较坚强，但我不歌颂那段艰苦。本来让我们上山下乡就是一种策略考虑，必定让一些人得利，让大多数人倒霉。所以，很多曾经有知青经历的人坐在一起，谈起上山下乡的往事，常有谈不拢的感觉，甚至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执。

很多年过去了，那种愤愤不平仍然郁积在很多曾是知青的人心中，难以平服。我不会埋怨那些既得利益者，毕竟他们也都付出了代价，才抓住了难得人生机会，如上学、提干、调动等等。我则更同情那些默默无闻的知青小人物，因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历史运动使他们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消磨了人生的斗志，伤害了健康，耽误了婚姻甚至子女的成长。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幸运儿们对他们为何不能多说柔性些的语言，为什么还要在他们面前张扬自己当年的光荣和伟大？

我离开海南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劳动课成绩仍然不及格。我非常羡慕胜利队大嫂们的手，利索有力，是我永远学不会的。任何东西到了她们手中，都可以拧成结实的绳子，把她们想带回家中的东西扎得结结实实的。

我们常到树林中干活，为了便于相互联系，大嫂们教我一绝招，那就是喊呜喂。我们把声音提的高高的，悠悠地传开，多远都能听见。老工人开玩笑说，在山里喊名字没人应你，但一声呜喂，多远都有人应你。那时，我跟着他们学了很久，总喊不出那个悠远嘹亮的韵味。这项劳动技能我从来没有学到手。

至今，我仍然很想回到海南的山上，对着那苍郁的丛林，放开嗓子、悠远嘹亮地喊一声：呜喂！……然后，我再侧耳倾听那远方传来的回应：呜喂喂！……

然而，当我真的回到胜利队的时候，曾带着我喊呜喂的大嫂子们已经垂垂老矣，而她们的后代不再以喊呜喂为乐，我只好作罢。

在海南岛的所有生产活动中，我除了割橡胶可以独当一面，其他农活只会跟着别人干，个性好强的我对此甚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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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反映广州知青在海南劳动热情的另一张经典照片，图中的女孩子们都是与我同校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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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男知青就是大路的弟弟，成为老古编辑的知青图片书《定格往事情怀》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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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坤农场广州男知青在工余的休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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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广州知青老老实实地橡胶园里工作，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不知道有多少洁白的乳胶水，从他们的胶刀下静静地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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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名割胶工人，实实在在的四年劳动没有毁灭我的精神，也没有严重伤害我的肉体，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幸存者。

在我这块顽灵不化的铁矿石被淬炼为钢铁的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我的守护天使的庇佑，母亲以她的智慧和耐心成为我的守护神，如她所愿，在海南屡遭挫折的我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我们在海南上山下乡时，打发夜晚和假日的方法之一就是写家信。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母亲还在她收集的杂物里找到一包我在海南给她写的旧信。她问我怎么样处理它们。我望着那包发黄的旧信纸，打了个愣，竟然说，烧了吧。那时，我真是还没有心情去整理自己的过去，想着既然母亲不愿再收藏它们，不如处理了事。

读小学和初中时，我很少认真地与母亲交流过自己的想法，她实在很忙，没有心境去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我在下乡时，她先是被关押在机关的“牛栏”里，后来又去了五七干校，成为靠边站的闲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母女俩才有了比较多的机会在薄薄的信纸上交谈。

我最初与她通信时，她还没有“解放”(解除监禁），我们所有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看守她的革命群众的审阅。为了不让别人抓辫子，我在写信时很认真地在信纸的上端抄上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写“妈妈，你好”一类的问候话语。

在信中，我不敢提及任何敏感话题，惟有以我们在海南生活细节为主题，能写多少算多少。原来，我是最不喜欢写记述性文字，但看到失去人身自由的母亲对一群年轻人在海南的生活有那么浓厚的兴趣，我也就尽量多告诉她一些有趣的事情。

写着写着，我发现母亲竟然成了我的热心读者，有时她还告诉别人我在信中谈到的趣事。她将我的去信很整齐地迭放在一起，存了起来。这是母亲的好习惯，她将自己在文革受审期间写的交代材料的底稿也都全部保存了下来。四十年后，我还把她的材料整理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自传性文字。

我在给讲她故事的过程里，也在无意中练了笔，学会了对生活细节观察和描写。然而，由于我在海南的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开始停止写那些让母亲很兴奋的小故事了。这时母亲的情况有了改善，她的长篇自我检查被机关革命群众和军管会通过了，被宣布结束审查，做了比较正面的结论，她又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所以，我在给她的信件里，不需再回避敏感话题。我开始比较坦率地在信里发上山下乡的牢骚话，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

此时，我大概是疲倦了在每封信的上端抄最高指示，渐渐地省略了这个很令人厌烦的步骤。我的小故事也淡出了信里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讨论式的文字。

这时的母亲也有她的烦恼，父亲仍然下落不明，大姐没有很好地征求她的意见就自行和姐夫结了婚。她很感落寞，却没有向大姐倾诉她心中的不快。她在信里告诉了我她对大姐的不满和失望。

二十岁的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同时也感到自己长大了。我安慰母亲说，家里没有了大姐，还有我在。从此以后，母亲对我一直很有一种依赖和信任。我也暗暗下了决心，自己将来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过母亲这一关。

当时，我和母亲都处于人生的失意中，精神的沟通使我们非常接近，甚至有相倚为命的感觉。在家庭里，我和母亲有着很不一般的感情，大概就是在这时期的家书往来中建立的。很多年后，已九十高龄母亲在外出旅游突然身体情况恶化，我们姐妹都不在她身边，我更是远在美国。而我却在睡眠中感受到不安和难过，成为唯一预知她将要离开人世的家人。

母亲对我在海南表现出消极情绪很感担心，但她改变了对我在读初中时的那种专断态度，对我的痛苦和懊恼表示理解，但她希望纠正我的一些想法。

在母亲的信里，对我提出的疑问往往有很详细的解答，她不希望我对基层党组织有任何的不满。但我也很固执，每次回信，都找出很多理由反驳她的意见。我们的信件不停地来来往往，每一个星期我都收到母亲的信件，甚至，我在一个星期内收到过母亲写来的两封信。虽然，我的想法很早就开始与母亲的正统观念分道扬镳，但母亲花费很多心思为我写的信件却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让我感到亲人的关心和爱护，成为我在艰苦劳动和生活能够坚持下去的支柱

在母亲家信的温情抚慰下，我没有自暴自弃，走上了自学的道路。后来，母亲也感到，我这人不可能再与海南的基层干部搞好关系了，既然如此，何不把精力放在自身的学习提高上。她开始鼓励我多读书，多思考问题。

从此以后，我在写信时，常告诉她我看了什么书，有那些感想。母亲自己也很爱读书，知识很丰富，她的来信文笔清晰，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深厚，对我有很好的影响。那时，我视母亲为自己的导师，什么不懂都写信请教，她都能给我解答得一清二楚。在母亲的帮助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已经形成多思的习惯，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很正面的影响。

人在二十左右，正是开发大脑思维能力的最佳年龄，错过此时，会贻误终生。我在二十岁大好年华，有幸得到母亲的悉心指导，思维保持活跃，经常练习将自己所见记录下来，还练习将自己所想所思变成文字。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教高中时，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才体会到，智力开发并不仅单纯依赖通过数理科的教育，文科的学习同样可以启迪智慧。

我在海南时，母亲依靠鸿雁传书，弥补了我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不足。六、七年以后，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报考的是外语专业，我的语文和政治答卷却给北大招生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外语成绩好的学生的中文写作都不好，而我的写作，无论是论证和叙述，都很清晰，让他们很感意外。北大的老师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们是在很多案卷中翻出了我的资料，经过与其他学生的考卷反复对比后，才决定录取我。

我想，在接受教育方面，我是幸运的。上山下乡的生活突变，使绝大多数的知青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学业荒废的不幸。而我的母亲却用她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家书抚慰着我，继续对我进行系统的知识教育。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在上山下乡时，学业不算荒废，而且还有所增进。

二零零六年，我在中国出版了自己处女作《我在美国教高中》，出版社的总编还评论说，我写作的最大优点是思路很清晰，这是许多学习文科的人员所缺乏的。

一位对我进行专访的记者与我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专业人才都是经过大学的教育过程、批量生产出来的。但同样背景的大学生生产多了，就会过剩，唯有一类人才不会过剩，那就是经过特殊教育过程培养的人才。

后来，我想到了母亲在我上山下乡时对我进行的教育，当时她不一定很明确这种过程就是学习，她更多地想着是要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吧，但她在无意识之中教会了我用清晰明了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如此说来，我大概算是母亲用手工打造出来的人才，她是我人生另一位永远不能忘怀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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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回到广州后的我与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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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以她的智慧和耐心成为我的守护神，如她所愿，在海南屡遭挫折的我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在二十岁时，我人生遭遇困难，在海南岛上山下乡。在绝望中，我曾依赖着对一位同龄男孩子的暗恋，跌跌踵踵闯过了难关。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每天都有许多次与他擦身而过，但都不愿让他知道我对他存有的那份情愫。后来，我们年长了几岁，在回到城市后，作为普通朋友也曾交往过，但终究没有修成正果。

其实，我的母亲对他不以为然，很不明白我为何对这么个一位身材不高（母亲是北方人，她家的男孩个子都是180左右），才华平平的男生如此钟情。几十年过去了，听说他已不是年轻时那么个小白脸模样，变得让很多人都认不出来。

可是，我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青春记忆。因为，那时一切都很单纯，原始的生活状态，二十年华的青春身影，丝丝缕缕的浪漫遐想，人就会感到很满足，哪怕是刀山火海都可以跨越。我珍惜这种单纯，我很自豪，自己也曾经拥有过这种甜蜜的爱恋。

记不清我在学校时是否见过他。我想，应该有见过，因为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人和名字从来没对上号。记得，文革期间，小铁带过一个同班男生到旧实验楼的老六战斗队总部。那时，女孩子们的注意力都小 铁身上，我真记不住那个男生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后来，我想起来，是他。

我真正与他照面，留下印象，是在中坤农场的礼堂。那天，我们刚到农场，大家都坐在礼堂里，等待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去。分配名单公布后，我很高兴，我和好朋友小艺都分在胜利队。不过，很多人都不满意分配的结果。同班的女同学莹和小珞都闹着到胜利队，要和我们在一起。她们俩站在我和小艺的后面，不断地说这件事。忽然，莹说，我哥哥也想到胜利队去。她的双胞胎哥哥与他是同班同学。我抬眼一看，莹的哥哥趴在他的肩膀上，也在叽叽咕咕着什么。他正好也向在我们这边看，他的目光似乎在告诉我们：嗯，我认识你们。

那时候的我，给男孩子传递的信息永远是：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奇怪，我对他还是没有任何感觉，仅仅记住了名字和人。

初到胜利队时，我感到与分配到一块的大部分男生不是一类人，他是其中之一。这帮男孩子在文革中与我不是一派的，好象对与工农相结合表现也不热情。于是，我们几个女孩子将他们当成对立面，用来衬托自己光荣、正确和伟大。

热闹了不到一年，人员开始流动，武装连成立，许多人调走了。后来，又有人调到医院、学校和宣传队，留在胜利队的广州知青越来越少了。女孩子只剩下小珞和我，男孩子也只有四、五个人。走不出去的人，都非常失落，他也在是其中。

慢慢地，他的存在成了我生活的支柱。我们住在两栋不同的瓦房，它们是竖联在一块，中间只隔了一条路。从我的房间可以一直看到他的房间的动静。他出来了，或是回房了，我都能知道。只要我感觉到他在，心里就非常踏实。我的感觉不到他的时候，就默默地想他。

到海南的第一年，无论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发育得很快。我记得，那时的他头发留得很短，差不多到了要被称为光头仔的程度，常穿着胸前印着某某红卫兵的背心，裸露的肩膀显得很结实。其实，他不高，不知为何，那时我没感觉到这点，甚至觉得他挺高的。

虽然，我喜欢看他发育了的身体，却不愿意他看到我发育了身体。这对他真是非常不公平。我特别不愿意在收胶水站碰上他。我身上的挂满了胶篓、手电棒、割胶刀，身体曲线毕露，见到他，真想钻到地底下。有时，我还下意识地把挑胶水的扁担横在胸前，希望能起点遮挡作用。我很愿意在收工以后，身上不挂那么多东西的时候见到他。但见到他的时候，我往往连眼皮都不敢抬，目不斜视，身体直挺挺地，匆匆地从他身边擦过。

我觉得我对他的牵挂，好象很罪过。那时我在日记里不停地自我指责，说是要以革命事业为重等等，不能再这么想他。我单相思他一段时间后，开始不停地自问，他可不可能也喜欢我。当时，这个问题真是很难解决。但我又是那么地想知道答案。

有时，我觉得他也在注意我，我在心里又悄悄骂他真坏。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不会引起他的兴趣，一点信心都没有。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为他常常寝食不安，而表面上却依然平静如水，最知心的朋友都被我瞒了。

在那一年的夏天里，胜利队的大会战特别多，经常是全队出动完成一件事，如割水稻、挖橡胶穴、修公路什么的。我感觉大会战与一般生产活动的不同在与：大会战工间休息时，可以喝到稠乎乎的木薯汤，而普通的生产劳动则没有木薯汤喝。

我喜欢大会战，还有一个理由因为我可以时时感觉到他。此时，胜利队的下田劳动的青年人里，我是唯一从广州来的女孩子，我和汕头的女知青们和不来，情愿和结了婚的妇女呆在一起。他其实也很孤独，广州来的男孩子为数已不多，病的病，懒的懒，经常到下田就那么一两个人。

工间休息时，他有意无意地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见他坐过来，不是走开就是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表示和他划清界限。我做这些下意识的动作时，心里却在暗暗地后悔。但我无法不这么做，生怕担了轻浮的罪名。我们就这么吊着，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对这种默默相对无言的状况已习以为常，不想再有什么改变。

但我们之间的平衡被他打破了。在我干活时，他好几次出奇不意地出现到我面前，一言不发地帮我一把，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人已离去。忽然，我对那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也喜欢我。很快，我又陷入了另一种不安中：那我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胜利队的情况有些变化。我们胜利队的广州知青大姐韦回来了，成为本队小学的老师。她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一回来就张罗着干点什么。我和他都被韦姐拉在一块，要把胜利队的小评论搞起来。在韦姐组织的会议上，我和他完全没有在劳动时的默契。我积极支持大姐的建议，他公开表示没兴趣。我有点失望，不禁怀疑他是否真对我有兴趣。

后来，韦姐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写了，申请书被我写成了思想汇报书，声情并茂，激情荡漾。我知道他要看到我写在这张破纸头上、被涂改得花斑斑的申请书，因为他是胜利队的团支部委员。这算是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后来，另一位团支部委员，也是广州知青，告诉韦，说我的申请写得挺好，就是脏乱了点。我听说了，捂着嘴无声地暗笑。

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多。胜利队的姚指导员突发奇想，要建小水电站。在这件事情上，他反而积极了，一改过去的颓唐，在技术上帮了指导员不少忙。一向喜欢诈唬的我，却变了局外人。我略感失落，少了许多接近他的机会。我也发现我长处是搞革命，耍弄笔杆，不是搞建设。其实，我和他真是很不一样。我们俩能好吗？我又开始担心起来。

小水电站刚建成时，给胜利队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我们住地前面的小溪被拦截，水位提高了若干米，形成了一个平静的小池塘。女人们挽着洗衣篮子，在池边洗衣说笑，难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电灯，晚上看书不用凑在小煤油灯下。

后来，我才明白生活里有许多美好，是我们没有能力保有的。小水电站带给我们的欢乐，很快就被一场暴雨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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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熟了，开始感受爱情。但是我们怀疑，在前途不明的浑钝中，这爱的价值是什么？
这场雨来得很猛，从星期六晚上持续到星期天早上。清早，我们起来时，胜利队旁的小溪成了大河，波涛汹涌，我领略了大自然的野性。我们队的小水电站在洪水冲击下，摇摇欲坠。伙房吹起紧急号，要所有的劳动力都到水电站的土坝上抢险。想也没想，我就上了抢险第一线。

站在水坝上，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放在了德摩克利克之剑的下面，我第一次感到害怕，自己很可能会死。但是，周围的环境和气氛容不得我有任何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用传递的方法将一竹箕一竹箕的泥土覆在坝子的上面。可是，我们的努力没有奏效。在洪水猛烈地冲击下，土坝的厚度在迅速地减少，坝顶的表面宽度仅够一个人站立，而且又湿又滑。指挥抢险的副指导员见势不妙，命令所有的女劳动力撤下。我没有走，成了留下抢险的唯一的女性。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不想苟且偷生而已。

情况越来越危诒，性急的小青年们想到要用身体护坝，有一个小伙子跳下水中，马上就被洪水冲得无法站立。于是，有七、八双手伸向他，把他拉回到岸上。又有几个人跳下去，我看见了他也在其中，身体已被冲得平躺在水中。我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声音可能很响，我扑到了水里，想抓住他。

这时，水在我的耳边哗哗作响，我根本无法站住。分秒之间，又有许多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后背，把我拉了回来。就是在那一刹间，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爱，它出现得很短暂，却刻骨铭心。

在人们的惊呼中、水的咆哮中，所有下水的人都被拉回来了。副指导员终于下令，要所有的人都撤下。许多人是不情愿地撤下，我却没有那么激情，我陷入在情迷之中，呆呆地看着水电站的土坝被一点一点地冲垮。回到房间，我还在迷迷糊糊之中，洗澡、更衣、松开湿头发都没有影响我对刚才那一幕回顾。

此时，雨已停，天是分外地干净，阳光和熙，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就着几道射进房间的阳光，我梳着头发，默默地想着他。忽然，我听见有异动，拨开脸上头发，我看见是他，人已经走进了我的房间。他的眼睛告诉了我很多东西，深情、感激、迷恋。没等我说话，他已开口，我想把今天这件事写成小评论，好吗？在他目光的逼射下，我有点不自然，硬邦邦地回他，好啊，你写嘛。

我们的对话完了，我想，他该走了。然而，他还站在那里，好象有什么要说。我心里一紧张，给了他一个眼神：你干嘛还不走呀？他马上明白了，转身就走。他走了，留下我在拼命地后悔。

从这以后，我的记忆开始混乱，说不清楚我们的甜蜜为什么嘎然而止，无疾而终。我记得，后来他患了肝炎，在中坤农场的医院住了好一阵。从此，我和他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是默默无言地相对。再后来，他不声不响地回广州探亲，一走就是好久。在感觉不到他的日子里，我觉得落寞，孤独，少了许多生活的兴奋。我甚至已不期望他再回海南。

然而，就在这个时间，我处于一个非常艰险的时刻，受到一位顶头上司打击，报复我对他的傲慢无礼。此时，他却不在我的身边，孤立无援的我几乎绝望，心变得铁石般的硬冷。

那时间，探亲不回来，最后办调动的人真是很多。后来，他又回来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依然不变，回到一年多以前。我甚至以为，我们之间就是那样了，没有什么事再可以打破这种恼人的沉默。

海南的秋天是令人很舒服的季节，我不敢相信，我在海南已经满三年了。一天晚上，韦姐突然拍桌子大叫起来，不得了啦。我们都被她惊了，问她，她才小声地说，林彪死了，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的。

林彪死了，我们觉得大脑都不会思维了，那我们怎么办。无名的恐慌笼罩了我们的心头。慌乱之中，韦姐建议，不如请队里的广州男生过来商议一下。不知为何，韦姐只请到了他一个人。在我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正正经经地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其实，他来了，也没什么好主张。大家说好，这事不外传，静观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他搭送胶水的汽车到了场部，竟把消息走漏出去了。

记不准又过了多少天，一天夜里，我们睡得正香，忽然被叫起来，说是中坤农场的某领导来了，要见我们。我们的梦全被惊醒了，战战惊惊走到队部。那位领导将我们好一顿批，什么你们不要命了，敢议论到林副主席那里，再不许传谣言了，等等。最后，这位领导要我们讲出消息从哪里来的。我们全吓傻了，又冷又惊说不出话来，韦姐挺身而出，说是她听来的消息。

第二天，韦姐被招到场部去了，胜利队剩下的广州知青群龙无首，不知如何是好。韦姐走后，我感到自己的责任，要照顾其他的女孩子。我咬咬牙走进了他的房间，想和他商量怎么帮助韦姐解脱麻烦。在他房间里，我们先谈了一会儿韦姐，后来就说其他的事了。我们象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有着说不完的话。从此，我们不再默默无言相对。

韦很快就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曾去过他的房间，商量事情。她很诧异，你们之间可以说话嘛。那年冬天，我还和他一起到过场部参加学习班，忘了是学什么的班，大概是批判林彪吧。后来，我就回广州探亲了。

回到广州，我发现有许多变化，人们普遍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母亲告诉我，她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了，说是关押在韶关的一个劳改农场。母亲授意，以我的名义给市革委会写一封信，要求准许探望父亲。

我向来能写，母亲的任务当然难不到我。信写好，递了上去，没多久就批了。在韶关，我见到父亲，他老了，也悲观了，不再是乐天派了。他告诉我，你自己去努力吧，我帮不了你了。我母亲的情况也有好转，已经分配了工作，不大不小是个官。看到这些转机，我不想准时回农场，要看看形势再走。母亲不同意，说好，如有变化，一定及时通知我。我怏怏不乐地回农场了。

我的记忆到了这一段又开始模糊，大概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特别活，朝思暮想如何早些回广州，对他的心思自然淡了很多，不记得与他有什么特别的交往。秋天里，我收到广州市革委会的一封电报，说是父病重，要我速回云云，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安排。于是，我请假，收拾行李，启程回广州。

我不记得是否向他告别，记得走前，对着他房间的窗口，我行了一个长长的注目礼。

在广州，家中的变化令我眼花缭乱，小房搬大房，母亲的职位一再提升，荣任广州市知青办副主任。我在医院里陪着父亲见了很多熟悉的长辈，得到姑娘十八变越大越好看的美赞。热闹一番后，忽然，我感到疲劳和空洞，想起了他。

于是，我提起笔给他写了封信，装着公事公办的样子向他了解胜利队的情况。那时找到他很容易，反正在中坤农场的胜利队，绝对跑不掉的。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信中告诉我胜利队的几条新闻，我和他的书信来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一直持续了几年。

我在广州住到来年的五月，才动身回海南的中坤农场。回到胜利队队不过一个月，我又匆匆离别，回到了广州。在这一个月里，我和他谈过几次，无非是讨论将来的去向，这是所有知青都非常关心的。他好象有点悲观，担心不知何时能离开海南。

除了谈这些，我们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对于几年前发生在水电站坝上的事情，我们都没再提，那恐怕早已经是我们两人永久的默契，不需让任何人知道。在以后与他交往的过程里，那分秒间的心灵悸动成为我们关系的隐秘基础。

我的永远离开海南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我到他的房间告别，他显得十分消沉，我以为他回广州的道路真的很难。我怀着不舍向他道了再见。不料，我回去广州才一个来月，他来信告诉我，他也回到广州。我们从此再没有相互失去音信，直到我们决定不再来往。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谈几年前那一刻的发生的事情，我们曾有的生死之交。好象，我们都淡忘了它。多活了三十年后，我才恍然大悟，那种东西一生只能出现一次。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不约而同地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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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中有了爱，我的笑更添了几分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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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沐浴让我很有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