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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伟大的自有者

玛丽安娜去了曼荷莲学院，几年后，弗雷迪去了理海大学。此时，唐纳德在观察哥哥努力达到父亲期望（往往没有成功）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当然，这些期望比较模糊。弗雷德有一个专制主义者的习惯，即认为他的下属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该做什么。一般来说，知道你没有做错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没有为此被训斥一顿。 

但对唐纳德来说，避免被父亲盯上是一回事，赢得父亲的好感是另一回事。为此，唐纳德几乎完全抹掉了与哥哥相同的品质。除了偶尔与弗雷迪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唐纳德成了乡村俱乐部和办公室的常客，高尔夫是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他还会强化自己迄今为止未受惩罚的行为：欺凌、指责、拒绝承担责任、无视权威。他说，他对父亲进行了“反击”，弗雷德对此表示“尊重”。事实是，他之所以能够反抗父亲，是因为弗雷德让他这么做。在特朗普很小的时候，弗雷德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注意力在别处——他的生意和长子上，仅此而已。最终，当唐纳德13岁离开家去军校时，弗雷德开始钦佩唐纳德对权威的漠视。虽然弗雷德通常是一位严厉的家长，但当他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傲慢和霸道时，他还是接受了这些品质，因为他认同这些冲动。

在父亲的鼓励下，唐纳德最终开始得意忘形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右半边嘴总是撇着，流露出一种自己意识到的优越感。弗雷迪称他为“伟大的自有者”，这与他在主日学校学到的《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的呼应，在这段话里，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露自己。 

由于成长环境糟糕，唐纳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凭直觉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或安抚，尤其是在他最需要这些的时候。因此，表明自己需要帮助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他自己知道与否，但他的父母不会真正了解他——玛丽疲惫不堪，而弗雷德只对他儿子中最有用的那一个感兴趣——所以他成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样子。因此，他形成的固执性格就像一套盔甲，经常保护他免受痛苦和损失。但这也让他无法搞清楚如何充分信任他人，进而接近他们。

弗雷迪不敢向弗雷德要任何东西。唐纳德已经看到了这种沉默的后果。每当弗雷迪稍稍偏离弗雷德通常没有说出口的期望时，他都会被羞辱。唐纳德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选择去讨好父亲，冲破他哥哥从来不敢跨越的障碍。他很清楚该怎么做：当弗雷迪退缩时，唐纳德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他不经允许就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害怕不这样做的后果。不管唐纳德是否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反正弗雷德理解：在一个家庭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赢家只能有一个；其他所有人都得输。弗雷迪一直尝试做对的事，但总是失败；唐纳德开始意识到他不可能做错事，所以他不再试图做任何“对的”事情。他变得更加大胆和好斗，因为他很少受到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他的父亲——的质疑或追责。弗雷德喜欢他杀手般的态度，即使这表现为不好的行为也是如此。  

唐纳德的每一次越界行为都成了他争取父亲青睐的机会。特朗普好像在说：“看，爸爸，我是硬汉。我是杀手。”他不断越界，因为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后来他遇到了。但反对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尽管唐纳德的行为并没有困扰弗雷德——他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不经常看到家里发生的事情——但让他的母亲心烦意乱。玛丽根本控制不了他，唐纳德每次都不服从她。她任何管教孩子的努力都会受挫。他会回嘴。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她是对的，他也会反驳她；他拒绝让步。他折磨弟弟并偷走他的玩具。他拒绝做家务或其他被要求做的事。也许对她这样一个挑剔的女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他是个懒汉，不管她怎样威胁他，他都不肯收拾自己的东西。“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这句话对弗雷迪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威胁，但对唐纳德来说，这似乎是他爸爸参与其中的一个玩笑。

到了1959年，唐纳德的不当行为——打架、欺凌、与老师争吵——到了过分的地步。邱-森林学校再也忍不了了。弗雷德是学校董事会的一员，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让学校对唐纳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这给弗雷德带来了一些不便。辱骂和戏弄年纪太小而无法反击的孩子已经升级为肢体冲突。弗雷德并不介意唐纳德的行为，但这已经打扰了他，而且耗费了他的时间。当邱-森林学校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建议把唐纳德送到纽约军事学院以约束他时，弗雷德同意了。把他扔到不会容忍他胡作非为的教官和学长那里，可以让弗雷德的这个门徒更加坚强。弗雷德有比应付唐纳德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玛丽在最后的决定中是否有发言权，但她也没有争取让儿子留在家里，唐纳德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感觉就像是过去她抛弃他的时光的重现。

尽管提出了反对，但唐纳德还是进入了纽约军事学院，一所位于纽约市北部60英里的私立男校。家里的其他孩子都说纽约军事学院是一所“少年管教所”——不像弗雷迪上过的圣保罗学校那样有名。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纽约军事学院接受更好的教育，唐纳德理所当然地将此视为惩罚。

弗雷迪知道此事后，困惑地告诉朋友们：“是的，他们控制不了他。”他搞不明白。他以为父亲可以控制所有人。弗雷迪不明白的是，父亲对他的兴趣和对唐纳德的兴趣并不相同。如果弗雷德试图管教唐纳德，他肯定做得到，但是在唐纳德被送走之前，弗雷德对唐纳德和其他三个孩子都不感兴趣。

无论家庭的动态如何，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总是不同的，但在特朗普家族中，弗雷德和玛丽的特殊病态对孩子的影响是极端的。五个孩子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家闯荡世界时，劣势已经很明显：

玛丽安娜是长女，一个聪明、有抱负的女孩，却生在一个厌恶女性的家庭里。她是最大的孩子，但因为她是女孩，所以长子弗雷迪得到了父亲所有的关注。她只能和她母亲站在一起，而后者在家里没有权力。因此，在被达特茅斯学院的家庭经济学专业拒之门外、伤心欲绝后，她选择了曼荷莲学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 “几乎是一个女修道院”。最终，她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因为她觉得父亲是在乎她的。

弗雷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完全改变自己。

伊丽莎白的问题是她家人的冷漠。她不仅年龄排在中间（也是一个女孩），而且与她的两个兄弟相差三、四岁。青春期的她十分腼腆，很少说话，因为她的父母都没有认真听她说话。直到步入中年，她仍然对他们充满爱意，每个周末都回到家里，仍然希望能得到“爸比”的关注。

唐纳德的问题在于，他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早年被遗弃的恐惧而形成了好斗、固执的人格，这种人格加上目睹父亲虐待弗雷迪的经历切断了他与其他人的真正联系。

罗伯特的问题是，他是最小的孩子，不被重视。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或罗伯特做的任何事都得不到弗雷德的赞同；他对他们不感兴趣。就像行星绕着一颗特别大的恒星旋转一样，五个孩子即使沿着弗雷德为他们规划的路线前进，也因他的意志力而无法接近他。 

弗雷迪对未来的计划仍然是成为他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Trump Managment）的得力助手，但1961年，弗雷迪第一次驾驶塞斯纳170飞机从斯莱顿飞行俱乐部的跑道起飞时，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只要他能达到商科专业的要求并保持优异的成绩，他就能开飞机，加入兄弟会，并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出于好玩，弗雷迪选择了“西阿缪”（Sigma Alpha Mu），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兄弟会。这么做可能也是故意跟不太喜欢犹太人的父亲唱反调。兄弟会的兄弟们最终成为了弗雷迪最好的朋友。加入训练营还有另一个目的。弗雷迪渴望有意义的纪律。他在训练营透明的成就和奖励制度中茁壮成长。如果你按命令行事，你的服从就会得到认可。如果你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你就会得到奖励。如果你犯了错误或没有遵守命令，你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他热爱等级制度；喜欢制服；喜欢那些象征成就的奖牌。当你穿上制服时，其他人很容易认出你是谁，知道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你会因此得到认可。这与弗雷德•特朗普的生活正好相反，对他来说，把事做好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认可，而犯了错的人应该被批评和惩罚。 

获得飞行员执照和参加训练营一样是个容易理解的过程：完成一定的飞行时数，获得使用特定仪器的认证，获得执照。他的飞行课程最终成为他的头等大事。就像划船一样，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飞行。他开始不参加兄弟会的纸牌游戏，以便在飞行学校再学习一个小时或飞一小时。但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找到自己擅长之处的快乐，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快乐，这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夏天，弗雷迪像往常一样为弗雷德工作，但一到周末，他就开着高中买的船带朋友们去东部钓鱼和滑水。有时玛丽让弗雷迪带唐纳德一起去。“对不起，伙计们，”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但我必须带着我那讨厌的弟弟一起去。”尽管弗雷迪很不乐意，但唐纳德兴致勃勃。不管他们的父亲是怎么看待弗雷迪的，弗雷迪的朋友们显然是爱他的，而且总是玩得很开心——这与唐纳德从小看到的情况相矛盾。 
 
1958年8月，在大三开始之前，弗雷迪和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飞往巴哈马群岛的拿索度短假。他们两人租了一艘船，在岛上钓鱼和探险。一天晚上，他们回到酒店，坐在游泳池边的酒吧里，弗雷迪遇到了一位娇小可爱的金发美女琳达•克拉普（Linda Clapp）。两年后，他娶了她。

那年9月，唐纳德来到了纽约军事学院。他从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不铺床就会受到惩罚、被学长无缘无故撞到墙上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在12岁时失去了父亲，弗雷德意识到了儿子的孤独，从唐纳德开始读八年级到1964年毕业，弗雷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唐纳德的被遗弃感和委屈，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父亲之间有一种他哥哥没有的联系。唐纳德的母亲偶尔会去他，但总的来说，他的离开让她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不想上纽约军事学院，但唐纳德可以理解那里的一些事情，就像弗雷迪可以理解后备役军官训练营一样。学校有体系，他的行为会产生后果。学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与此同时，学校生活让唐纳德更加理解了弗雷德的说法：拥有权力的人（不管这种权力是如何随意地被授予或获得的）可以决定对错。任何有助于你维持权力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即使它并不总是公平的。

学习生活还强化了唐纳德对脆弱的厌恶，而脆弱对于挖掘爱和创造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也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必须改善自己对冲动的控制，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而且是为了帮助他完成那些需要更多技巧的不当行为。

大四是弗雷迪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成就的一年。商业学士学位是最不重要的。他被任命为“西阿缪”（Sigma Alpha Mu）的主席，完成了后备役军官训练，毕业后将作为少尉进入空军国民警卫队。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有执照的商业飞行员，但他并不打算使用执照；他打算去布鲁克林和父亲一起工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接班。
1960年夏天弗雷迪加入特朗普管理公司时，该公司已经包括了40多栋建筑和综合体，拥有数千个单元，遍布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多年来，弗雷德一直带着他的大儿子去建筑工地；他最大的开发项目（包括布鲁克林的海岸港和海滩港）以及牙买加庄园的小项目都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弗雷迪成长过程中建造的。在参观工地的过程中，削减成本（如果自己做便宜那就自己做；如果不是那就外包）和节省成本（红砖比白砖便宜一分钱）的重要性深深烙印在弗雷迪脑海里。弗雷德还拉他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会议和政治筹款活动，确保他认识这个城市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成为全职员工后，弗雷迪开始陪父亲巡视大楼，向管理员汇报情况，并监督维修工作。实地工作的感觉比待在我祖父的牙医诊所里好多了。这家诊所开在布鲁克林南部Z大道，空间狭小，灯光昏暗。虽然弗雷德的生意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但必要时他还是会直接与房客打交道。例如，如果一位房客的抱怨太大声或太频繁，弗雷德就会去拜访他或她，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声很响。有时，他会带上弗雷迪，示范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当一位房客反复打电话到办公室抱怨没有暖气时，弗雷德去拜访了他。敲完门，他脱掉外套，这是他通常在上床之前才会做的事情。一进到确实很冷的公寓，他就卷起衬衫袖子（这也是他很少做的事情），告诉房客他不知道他在抱怨什么。“这里就像热带地区一样。”他告诉房客。 
 
弗雷迪开始履行国民警卫队的职责。每月一个周末，他必须到曼哈顿的武器库报到。弗雷德没有对周末的缺勤发表评论，但他对弗雷迪每年两周在纽约上州的德拉姆堡度过感到恼火。对不喜欢兵役的弗雷德来说，这是在浪费员工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弗雷迪接到了琳达的电话。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她告诉他，她将成为一名美国国家航空的空姐，即将在爱德怀德机场（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工作。她记得弗雷迪提到过他爸爸在皇后区有几栋公寓楼，所以希望他能帮她找一个离机场不远的地方住。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有几栋楼，从爱德怀德坐公交车只需15分钟就能到。他们在高地大道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公寓旁边是9英亩的森林公园，公园中央有一个大池塘。她马上就搬了进去。很快她和弗雷迪就开始约会了。 

一年后，也就是1961年8月，弗雷迪带琳达去他们在曼哈顿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在喝鸡尾酒时，他偷偷把一枚订婚戒指放进琳达的杯子里，向她求婚。晚饭后，他们开车去牙买加庄园告诉他的父母。弗雷德和玛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考虑到琳达的成长背景（她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她的父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附近开了一家蛤蜊屋），以及她缺少教养和教育，他们认为她肯定是个拜金女。但这是一种根本的、故意的误解，完全无视现实；琳达可能不知道她未来的岳父有多有钱。如果说琳达是个拜金女，那她肯定是个不合格的拜金女。

鉴于祖母成长于苏格兰的普通家庭，她本可以成为我母亲的盟友，但玛丽•麦克劳德（Mary MacLeod）在爬到梯子顶端后就把梯子收走了。至于弗雷德，他就是不喜欢琳达。无论如何，她是弗雷迪的选择，所以她肯定靠不住。

与此同时，当时对空姐的规定非常严格：头发长得太长或体重增加会被停职，结婚后也不能继续工作。1962年1月（也就是婚礼前几周）飞完最后一趟航班后，琳达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

琳达的母亲由于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所以弗雷迪和琳达决定在佛罗里达举行婚礼。教堂仪式结束后，劳德代尔堡的66号码头凯悦酒店将举行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弗雷德和玛丽不高兴，但由于他们不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伊丽莎白和仍在纽约军事学院上学的唐纳德都没有参加婚礼。弗雷迪夫妇蜜月归来后，特朗普家族在纽约举行了一场欢迎会。

科尼岛的特朗普村——迄今为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最大项目——定于1963年破土动工，弗雷迪将协助筹备工作。弗雷德希望儿子住进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公寓，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处理突发问题，但弗雷德和琳达却搬到了纽约市东56街第一大道和萨顿广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他们买了一只狮子狗，这是弗雷迪养的第一只宠物，几个月后琳达怀孕了。 

那年11月，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三世（Frederick Crist Trump, III）出生。一个月后，弗雷迪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派珀卡曼契180型飞机。圣诞节一过，他和琳达开着这架飞机前往劳德代尔堡，把它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拿给琳达的父母看。琳达的父亲迈克经常把车停在劳德代尔堡机场的跑道附近，观看飞机起飞和降落，惊叹不已。

在弗雷迪和琳达与玛丽安娜及其丈夫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每周一次的晚餐中，弗雷迪告诉了他们有关那架飞机的事，并补充说：“不要告诉爸爸。他不会理解的。”
1963年9月，他们搬进了汉兰达大楼，这是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的大楼之一，与琳达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城里时住过的地方隔了一个街区——这也是搬到长岛之前的一步。汉兰达是弗雷德的典型建筑，有一个宏伟的入口，可以分散人们对不合标准的出租单元的注意力。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下沉式空间，有一个正式的休息区，一边用天鹅绒绳索和支柱隔开，另一边展示着巨大的热带植物。在它们之间，有几扇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平板玻璃窗，窗外是宽阔的石板和通向人行道的砖砌台阶。台阶的两边是更繁茂的枝叶、高耸的橡树和叶子巨大的深绿色的异国植物——又是弗雷德•特朗普的风格。这栋建筑坐落在高地大道的山顶上，这条大道基本上是贯穿牙买加庄园的分界线：北侧更有郊区的感觉，大部分居民是白人；南部是城市，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大楼的前门和后门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弗雷迪和琳达在九楼的东南角租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一边可以俯瞰远处的公园和牙买加高中，另一边则可以俯瞰牙买加庄园南部。

弗雷迪一开始担心，作为房东的儿子，同时也是这栋楼所属公司的雇员，人们会随时骚扰他。但是这栋楼建成还不到15年，房客不多，而且管理员让其他房客不要打扰他。
此后不久，弗雷迪告诉琳达他想成为一名专业飞行员。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份工作枯燥乏味。几乎从一开始，他父亲就把他排除在特朗普村开发项目的日常运营之外；他只负责处理房客投诉和监督维修工程。 

成为一名飞行员可以让他有机会做他喜欢的事情，同时赚很多钱。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喷气式飞机时代来临之前，商业飞行员的招聘被暂停了7年。然而，随着波音707和道格拉斯DC-8进入航空公司机队，空中旅行激增。泛美航空于1958年推出海外航班，并将其飞机借给美国国家航空用于国内航线。第二年，环球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与涡轮螺旋桨飞机相比，喷气式飞机体积和功率更大，而且更安全，可以承载更多乘客、飞行更长距离。

随着航空服务的发展，对可以快速适应新飞机的合格飞行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环球航空是最后一家采用波音707的航空公司，承受着追赶其他公司的巨大压力。爱德怀德机场和麦克阿瑟机场（弗雷迪的卡曼契飞机就停在这里）的墙上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招聘告示。 

琳达不同意。作为一名空中小姐，她知道飞行员在中途停留时会做些什么。弗雷迪同意暂时搁置这个想法，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好好工作。 

但他和父亲的关系恶化了。他向弗雷德提出的创新想法被否决。他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弗雷德拒绝了。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做出行政决策，弗雷迪为一栋老建筑订购了窗户。弗雷德发现后大发雷霆。“你应该给它们涂上一层油漆，而不是浪费我的钱！”他喊道，而员工们在一旁看着。“唐纳德比你聪明十倍。他绝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唐纳德当时还在上高中。

在兄弟姐妹面前被父亲羞辱是一回事，在办公室里被羞辱是另一回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不是他的同辈。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他们的老板。刚树立的权威被这样公开削弱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他告诉琳达自己被困住了，并承认为父亲工作从来没有让他开心过。这份工作他预想的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特朗普管理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死胡同。“琳达，我应聘了环球航空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不再向父亲提要求了。弗雷德可能会和他断绝关系，但弗雷迪愿意冒失去遗产的风险。飞行员，特别是环球航空的飞行员，有很好的福利和工作保障。他将能够独自养活自己的家庭，自己作主。 

当弗雷迪告诉父亲，他将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去当一名商业飞行员时，弗雷德震惊了。这是一种背叛，他不想让长子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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