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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贫民区

第五章 禁足

自1964年9月以来，唐纳德一直住在家里，每天要花30分钟去布朗克斯区的福坦莫大学上学。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避免提及这段经历。从纽约军事学院受到严格管制的生活到相对宽松的大学生活，这对唐纳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他经常发现自己百无聊赖，在学校周围大摇大摆地找女孩调情。一天下午，他遇到了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她正站在车道上看着她的父亲洗车。唐纳德知道她是谁，但他们以前从未说过话。安娜玛丽亚从弗雷迪那里知道了唐纳德的一切。两人聊天时，她提到自己曾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

“哪所？”他问道。

当她告诉他学校名称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秒钟，然后说：“我很失望你去了那个学校。”

比唐纳德大三岁的安娜玛丽亚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眼中的调情就是侮辱，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让她觉得他很幼稚，就好像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通过拉一个女孩的头发来表达好感。

随着弗雷迪的明显失宠，唐纳德看到了取代哥哥成为父亲在公司得力助手的机会。唐纳德此前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尽管在某些方面他的父亲并不希望他这样——于是他决定获得一个与他的新抱负相称的学位，即使这只能让他有吹嘘的资本。弗雷德不知道一所大学和另一所大学的优劣——他和我的祖母都没上过大学——所以特朗普家的孩子们在申请学校时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了。意识到沃顿商学院的声誉，唐纳德将目光投向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幸的是，尽管玛丽安娜帮他做了家庭作业，却不能替他考试。唐纳德担心，他离班里第一名差的很远的成绩会影响他被录取。为了以防万一，他请来了乔•夏皮罗（Joe Shapiro）替他参加SAT考试。夏皮罗是个聪明的孩子，以擅长考试而闻名。在没有照片身份证和电脑记录的日子里，代考要容易得多。唐纳德从不缺钱，给了夏皮罗很多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让弗雷迪和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谈谈，诺兰是弗雷迪在圣保罗学校的朋友，正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也许诺兰会愿意为弗雷迪的弟弟说句好话。 

弗雷迪很乐意帮忙，但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他从不把唐纳德视为竞争对手，也不认为他会取代自己，但他也不喜欢和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弟弟妹妹在一起。唐纳德不碍事是一种解脱。

到最后，唐纳德的所有诡计可能都是不必要的。那时候，宾大没有现在那么挑剔，录取了一半甚至更多的申请者。无论如何，唐纳德得到了他想要的。1966年秋，也就是他大三那年，他从福坦莫大学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5年7月，我出生几个月后，祖父以250万美元买下了障碍赛公园。一年后，特朗普管理公司仍在努力获得推进项目所需的批准和区划法。公司还在与公众对该项目的反对作斗争。

弗雷迪告诉他的朋友们，自从他上一次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任职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弗雷德总是管得太细，又不尊重他的儿子，这使得这份工作从令人兴奋的挑战变成了严峻而乏味的活动。不用说，失败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如此，弗雷迪仍然相信，如果他能帮助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他会在父亲那里有更好的立足点。 

那年夏天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的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在蒙托克租了一间小屋，这样爸爸就可以逃离布鲁克林的高压环境了。妈妈计划全职跟我和弗里茨待在一起，爸爸则会在周末往返两地。最近更名的JFK机场离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只有15分钟的车程，而蒙托克机场（实际上只是一块空地上的一条跑道）就在小屋的对面，所以通勤很方便。弗雷迪最喜欢做的事情仍然是带他的朋友们飞到蒙托克，然后带他们出海。 

夏天结束的时候，祖父的障碍赛公园项目岌岌可危，他知道这一点。弗雷德一直指望着自己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的长期联系能够帮上忙，因为这种联系过去为他的许多开发项目铺平了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密友们下台了。很快他就知道，他不可能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弗雷迪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障碍赛公园获得成功。

时间不多了。突然之间，我28岁的父亲扮演了一个更公开的角色，主持新闻发布会，安排拍照。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父亲穿着风衣，很瘦，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前，凝视着广阔的空间，看起来很小，完全迷失了方向。 

当地居民希望将障碍赛公园列为地标，这样一来开发项目就会停滞，弗雷德的计划也会落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努力，决定在1907年建造的快乐馆举办一场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庆祝公园的拆除——换句话说，他将在公园获得地标称号之前摧毁它。为了宣布这个计划，他让我父亲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使他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活动请来了穿着泳装的模特。游客们被鼓励往公园标志性的窗户上扔砖头（可购买），窗户上有公园吉祥物蒂莉的巨大形象，它咧嘴大笑着。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祖父拿着一把大锤，对着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咧嘴大笑。  

整场活动简直是一场灾难。情感、怀旧和社区是我祖父无法理解的概念，但当那些窗户被打破时，他肯定也会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由于当地人反对他的项目，他无法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变更，被迫退出障碍赛公园开发项目。

这次冒险暴露了他不断减弱的达成目标的能力。弗雷德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脉。20世纪60年代初到中期，纽约市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他的许多密友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弗雷德被忽视了。他再也没有推进原创的建筑项目。落成于1964年的特朗普村将是特朗普管理公司建造的最后一个综合建筑群。 

弗雷德不愿承担责任（和后来的唐纳德一样），因此他把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归咎于弗雷迪。最终，弗雷迪责怪了自己。

唐纳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从费城开车回家，这一点也没有帮助。事实证明，他在宾大并不比在福坦莫更自在。他对学业不感兴趣，可能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军事学院的入学人数达到高峰——8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有500多人——但宾大在他入学时却有几千名学生。在军事学院，唐纳德凭借在家里长大时学到的很多技能挺过了低年级生活：他能在痛苦和失望面前假装冷漠，能承受高年级学生的虐待。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有一种魅力，一种让别人和他和睦相处的能力，而且当时这种魅力并不完全基于残忍。在高中时，唐纳德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的蓝眼睛、金色头发和神气姿态让一些人觉得他很有魅力。他充满了恃强凌弱者的自信，知道自己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必为之奋斗。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在同学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望，他们选择他领导纽约军事学院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游行。他觉得自己在宾大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没有理由在那里花费太多时间。无论如何，学位的声望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推进障碍赛公园项目的最关键时刻以及项目失败后，唐纳德没少纸上谈兵。弗雷迪从来没有打造可以帮助他抵御父亲嘲笑和羞辱的盔甲，对于在兄弟姐妹面前被批评特别敏感。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既是旁观者，也是附带受害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越来越确信，弗雷迪继续失去父亲的尊重对他有利，所以他经常静静地看着或跟父亲一起批评。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早餐室里分析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的原因。弗雷德言辞尖刻，充满指责，弗雷迪则为自己辩解，懊悔不已。唐纳德漫不经心地对他的哥哥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不是每个周末都飞到蒙托克，也许你可以保持头脑清醒。”

弗雷迪的兄弟姐妹知道，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赞成弗雷迪开飞机——尽管现在这只是弗雷迪的爱好。他们有个默契，不在老头面前谈论飞机或船只。弗雷德对唐纳德爆料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弗雷德说：“把它扔掉。”第二个星期，飞机就不见了。

弗雷德让弗雷迪很痛苦，但从马布尔黑德回纽约之后，弗雷迪似乎更需要父亲的认可，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之后更是如此。他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希望以此得到父亲的认可。但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父亲永远不会认可他。

刚搬进汉兰达大楼时，弗雷迪和琳达担心其他房客会找他们投诉。现在，当他们的房子需要修理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位于名单的末尾。

我父母位于九楼的转角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南边和东边的景色，但也容易招风。此外，汉兰达的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内置空调，但没有安装好，所以每当空调运行时，干墙和外墙砖之间就会出现冷凝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水分渗入干墙，使其软化。到了12月，父母卧室空调四周的墙已经严重损坏，刺骨的寒风不断吹进房间。我母亲试图用塑料布盖住空调周围的墙壁，但寒风继续涌入。即使天气很热，他们的卧室总是冷得要命。汉兰达的管理员从来没有回应他们派来维护人员的请求，墙一直没有被修复。   
1967年的新年前夜，天气特别恶劣。尽管刮风下雨，我父母还是驱车向东，前往蒙托克的古尔尼酒店与朋友们欢度新年。当他们准备在元旦凌晨开车回牙买加庄园时，天气变得更冷了，持续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当弗雷迪出去把车预热时，电池没电了。他只穿着衬衫，试图发动汽车，被淋得湿透。当他和琳达回到公寓和他们漏风的卧室时，他已经病了。

过去两年的压力以及酗酒和吸烟（那时他平均每天两包烟）让弗雷迪本来就处于糟糕的状态。他的感冒迅速恶化，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裹着毯子，颤抖着，无法躲避寒风。琳达反复打电话给管理员，但没有回音。最后，她打电话给公公。“求求您了，爸爸，”她恳求道，“一定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牙买加庄园或布鲁克林其他大楼的管理员？弗雷迪病得很重。”我祖父建议她再去找汉兰达的管理员；他无能为力。

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弗雷德•特朗普的地盘里，所以他们都没有想过雇一个不由弗雷德•特朗普支付工资的勤杂工。但他们不能自己雇人；不管是否需要，他们都得征求弗雷德的同意。那堵墙一直没被修好。

元旦后一周，琳达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了。我母亲不想离开我父亲，但她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一旦安排照顾孩子的事情，她需要尽快飞到劳德代尔堡。

不久之后，祖母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弗雷迪得了大叶性肺炎，住进了牙买加医院。琳达立刻上了飞机，一着陆就乘出租车直接去了医院。 

1967年1月20日，也就是父母结婚五周年纪念日，父亲还在医院里。母亲没有被父亲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日益恶化的酗酒问题所吓倒，偷偷地拿了一瓶香槟和几个杯子进了他的病房。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父亲处于什么状态，两人都决心庆祝一番。

爸爸出院回家才几个星期，琳达就接到了她父亲的电话。他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不愿意整天在采石场工作，而让妻子任由护士摆布。工作的压力，照顾妻子的费用，以及他对妻子的担心，对夫妻两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

虽然琳达不知道她父亲到底在暗示什么，但他听起来非常心烦意乱，她担心他的意思是他和她母亲死了更好，而且绝望的他们可能真的会做点什么。当她告诉弗雷迪她父母的情况时，弗雷迪告诉她不要担心，并打电话给他的岳父说他会帮忙的。“辞掉你的工作，迈克。照顾好妈妈。”钱不是问题，至少在当时不是，但弗雷迪不确定当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时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要帮他们。”弗雷德说。“这是你应该为家人做的。”

我的祖父相信这一点，就像他相信送孩子上大学或加入乡村俱乐部是应该做的一样：即使是他不感兴趣或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也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迪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更少了。自从我哥哥出生后，他和琳达就计划买一套房子，现在他有了多余的时间，于是开始物色房子。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布鲁克维尔找到了一套完美的四居室公寓。布鲁克维尔是长岛上一个美丽而富裕的小镇。搬家后，父亲的通勤时间至少将增加半小时，但换个环境，离开父亲所有的大楼，对他来说也有好处。他向房地产经纪人保证，他可以支付要价，获得抵押贷款不成问题。

几天后，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他的抵押贷款申请被拒绝了，弗雷迪震惊了。除了在环球航空工作的一年，他已经为他的父亲工作了将近六年。他仍然是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1967年，该公司的市值约为1亿美元。弗雷迪的工资较高，没有太多开支，还有一个信托基金和一个（迅速萎缩的）股票投资组合。最合理的解释是，弗雷德仍在为儿子的背叛和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以某种方式干预阻止了交易。我的祖父在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和纽约其他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有人脉和大量存款，所以他不仅可以保证弗雷迪拿到抵押贷款，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确保他拿不到。我们全家被困在牙买加庄园那间破旧的公寓里。

到了六月，父亲已经准备好再次到蒙托克度暑假了。我的父母租了之前那间小屋，爸爸用卖掉一些蓝筹股筹集的资金，买了一艘Chrisovich 33。这艘船配有十六英尺高的金枪鱼塔，更适合他喜欢的那种深海捕鱼。他还买了另一架飞机——Cessna 206 Stationair。与之前的派珀卡曼契相比，它有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和更多座位。

但这些新玩具不只是为了娱乐。爸爸有一个计划。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他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他想出了租船租飞机的主意，以创造另一种收入来源。如果成功了，他或许终究能从公司中解脱出来。他雇了一个全职船长来经营租船业务，但本来最能赚钱的周末，他却让船长开船载着他和朋友们四处转转。 

琳达上船和他们待在一起时，她注意到弗雷迪总是喝得比别人多，就像他在马布尔黑德那段时间一样，这使得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弗雷迪喝酒后开飞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令人担忧。1967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琳达变得不愿意和他一起上飞机了。崩溃仍在继续。到了9月，爸爸意识到他的计划行不通了。他卖掉了船，弗雷德发现他买了飞机后，他也卖掉了飞机。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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